近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首次公开承认,我国社保缴费占工资比例过高。
尽管马凯副总理只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却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这一问题。此前关于社保缴费比例过高的讨论,大都停留在民间舆论的层面,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过态。
社保缴费比例占工资超四成
据悉,目前,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 项社保的缴费比例,虽然各地略有不同,但总体来看,企业约在29.8%左右,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8%;个人累计已达到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工薪族,你每月到手的工资(含税)6000元,那么你的雇主,要掏出10000元甚至12000元的真金白银。
早在2010 年就有媒体报道,我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前,大约是其他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的2 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发达国家的2.8 倍。
据悉,在全球12 个社会保险费费率超过40%的国家中,11 个分布在欧洲,另外1个就是中国,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费率也都在40%以下。
更重要的是,欧洲11 个高费率国家,对应的是高福利,企业不需要因为裁员而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企业裁员而遭受稳定的压力,员工更不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生活保障。
在这些国家,由于福利过高,很多人已失去了工作的热情。而我国却恰恰相反,高费率对应的是较低的福利,社会保障力度有限,因此老百姓对现行社保制度才会颇多怨言。
社保让小微企业“涨不起工资”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客座导师、会计专家马靖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其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元,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0000元,正式晋身万元水平。
不过,如上所述,在扣除了杂七杂八后,该雇员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3元,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这1400.4元,须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
马靖昊称,按照上面的计算,很容易知道,只要雇员的工资收入翻一倍,单位用工支出就要翻二倍,这样,用人单位决定给员工加工资时的冲动就会逐步变得疲软起来。
站在雇主的角度,给员工加工资显然是要下大决心的,至少企业还要非常赚钱。因为除了要承担看得见的工资支出之外,还要承担占比相当可观的额外支出。
尽管为员工缴纳相应的“五险一金”和税负是用人单位不容推卸的责任,但负担太重,会让企业打消给员工加薪的念头。
社保费率过高事出有因
虽然,我们社保的缴费比例较高,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现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如果大幅降低缴费水平,又会影响当期的收入,造成养老金入不敷出,缺口越来越大,无法对子孙后代交代。
之所以我国的五险一金占工资比例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偏高的状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晚,现在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直到上世纪90 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
但那些过去没有单独缴纳过社保费用的“老人”和“中人”在退休后,却按规定仍可享受社保待遇,为此社会保险基金需要承担巨额的“改革成本”以支撑运行。所以在制度运行之初,如果缴费水平定得太低,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就难以建立起来。
最近这些年来,养老社保基金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则与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空间有限等问题有关。
社保费率过高阻碍经济复苏
尽管存在种种现实难题,但是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等长远角度看,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必行之举。短期看,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社保费率偏高,有两个直接后果:首先,对遵纪守法的企业来讲,税费过高会削弱企业竞争力,让更多的企业主不敢开工,而更愿意把钱从实体经济抽离到金融市场中玩投资,从而加速我国产业空心化;
其次,对于职工个人而言,职工缴费比例过高,会降低和推迟当期消费,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即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尤其在国民收入总量占比偏低、财政收入又连续20 多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对员工工资和企业积累的挤压也在不断加深,逐渐从量变演化为质变,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处于下行通道,许多企业已经肩负着相对较高的税负负担,同时还需长期扛着占工资比例较高的“五险一金”支出。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部分企业尤其是使用农民工占比较高的企业甚至漏缴、少缴社保费用,这反而会损害员工的正当利益。
专家表示,社保缴费费率过高,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两难问题怎么破解
道理大家都懂,可如何才能破解这个两难问题呢?可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去考虑。
办法一是通过加大国有股转让、国有企业分红来补贴社保基金。在计划经济时期,根据保险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必要扣除”的理论,这部分“扣除”包含在企业利润中被国家全部拿走了。
然而,政府拿走“必要扣除”后,并没有形成一笔独立的保险基金,而是投入建设事业了,这是造成今日养老金历史包袱的根源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说,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早用国有资产来填补亏空,因为国有资产中本来就包括了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必要扣除”。
办法二是减少“三公”等非必要政府开支,部分补贴社保基金。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以“三公”消费为代表的深受百姓诟病的政府行政开支受到了极大的压缩,如果将这部分节省出来的经费用于补贴社保基金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缺口问题。
办法三是向管理要收益,通过全国养老金统筹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目前我国养老金管理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各地分散管理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不但无法跑赢通胀,其收益甚至还不如长期储蓄。目前我国养老金的监管体制并不健全,个人账户的行政管理权、基金运营权和监督权都集中在社保部门,不利于保证独立性和完整性。前些年部分地区出现的社保基金案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只有实现全国统筹和有效监管,才能保证这笔储备积累的基金不被贪污挪用,同时提高养老金的管理效率。
办法四是向投资要收益,适当开拓养老金投资范围,提高养老金潜在投资水平。其实国家理财和个人理财一样,实现开源节流填补缺口后,接下去就是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可惜的是,我国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一直不高。
当然,养老基金作为全国人民的保命钱,投资的安全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如何既通过积极而理性的投资运作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同时又能够让养老基金账户的投资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这其中的平衡之道,是摆在养老基金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