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chenbodizhi
今早，《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刷了屏，有的同行觉得很委屈，也有些同行觉得很冤……我早就习惯了，因为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给他们半小时吧，那个行业能不被人骂呢?
前段时间有个新闻很火，医生在手术台上合影拍照，很多人骂医生冷血，医生回复是团队拼了很久终于保住了患者的腿大家很激动合影。这种事情和这次“记者等姚贝娜死亡”很类似——很多时候，你在职业中的下意识行为在别人看来是冷血，是无情。
1987年，波兰一家医院，做了20多个小时手术后的医生。昨日，这幅照片被医生同行贴出，称“放在中国会怎样”。
先说个名言吧，“和平是国之大幸，是军人之不幸”、“养兵千日是为了什么?为了和平。”你说说，赫赫战功是军人的军功章，可和平年代没了大展拳脚地机会;再比如刑警吧，破获大案要案是不是职业荣誉呢?可是破案太多，反而说明治安很差、天下无案又显得自己可有可无。
再比如悬壶济世的大夫吧，就算心里渴望天下无病，可看病为啥要收银子呢?……
这就是悖论，有些人的职业就是防御性行业，做得越多反而越不讨好。
记者也是，报丧鸟、看门狗……你的敲门，很多时候不被人看作好事。
话说到这儿，一些道理就容易理解了。
我很多次采访凶杀、火灾、车祸、跳楼等伤痛现场，寒冬腊月大清晨3点钟，打车二三百元到现场，冻得跟孙子似的，几个同行吸溜着鼻涕互换信息，警察处理现场又很慢，每个人心里都恨不得早点结束。这时，同行间的交流在外人看来有时候很冷血：
“他几点死的?”“怎么这个点车祸啊，我昨晚1点才躺下”“别提了，我赶到现场时，尸体都清理了，我拍个屁啊”、“我倒是拍了一张血丝呼啦的照片，可没法用啊，擦”——这帮人简直冷血无情啊，太不要脸了呀，消费别人的惨痛还这么兴奋……
等记者的稿子见报了，肯定是带点伤感、情怀、悲悯的。这时候，又会被外人认为是虚伪、假惺惺。
这就是突发记者的工作写照——放弃个人生活去工作时，他更多是个人色彩浓，等报道上版上播时，更多是职业色彩浓。
说回姚贝娜案例，如果你看采访现场，你觉得这是一群嗜血的秃鹫;你再看稿子，你觉得又变回了假清高的悯人者——我要告诉你，说不定这个写稿记者自己房租水电还拖着、自家孩子还病着、正闹离婚分财产呢……
对于公众来说，他们希望记者每一刻都扮演耶稣，安慰受害者家属、最好回避敏感问题甚至放弃采访、写稿时全用好词为死者讳、如果自己现场被感染哭一鼻子被镜头拍下来——对有些泪点低的读者，这才是有血有肉的好记者呢。
可老记者只能呵呵了，回去怎么交差，你丫采访新闻，结果自己成了新闻，这是最彻底的无能。
有种情形我经历的太多了，死者家属采访现场恨不得把记者打死，隔三天又打电话道歉并求留份报纸——因为这是死者留在这世上最后的影像。尤其是平时难上头条的普通人。
能平和地接受别人等你死，这是一种做人的自信，无关哀伤，越是名人越想明白这个道理。能时刻扮演好公众形象和写稿大牛，这是记者的本职，无关情怀。
2009年一天晚上7点半，人艺老艺术家牛星丽家中病逝了。我和一堆京城同行9点多接到线索赶到了他家楼下，大家都犹豫着不好意思敲门，牛星丽爱人金雅琴也80多岁了，大家不忍打扰。没想到，快10点的时候，金家突然开门了，牛星丽的女儿牛响铃喊大家“你们进来吧，我妈可以接受采访，半小时。”
“金老师，对不起，打扰您了”、“金老师，您节哀”、“金老师，我们问几个问题就走”……我永远依然记得每个记者进门时先道歉的情形。眼圈红透的金雅琴打开了话匣子：“我知道你们是记者，也知道你们等着交稿，这说明牛星丽还有人关注，干艺术的，接受采访是本分，我岁数大了，半小时之内你们随便问。”
这是我遇到的最让我感动的被采访对象，也是我觉得干记者最自责的时候，打扰了这样通情达理正悲伤的老人。
每个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这15分钟选在什么时候，论调和观点都不同。我有时候想，如果姚贝娜病逝时，全国媒体都静默呢，都回避呢，这对她才公平吗?目前见报的稿子，有很多泼脏水的吗?难道让记者们都散去，统一发新华社通稿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消费他人的苦难，平衡自己的不爽，焦虑下的中国，每个人都严以待人，宽于律己。
既然，记者入行门槛如此高了，那显然报社得赶紧赚钱加强职业培训。哎，这位路人，帮忙买份报纸吧，才1块钱。
话说回来，记者理应接受部分读者的痛骂，因为人家是付费用户。 (陈博)
2003年4月30日，一名非典重症病人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死亡，一位医生久久地站在他的遗体前。贺延光 摄
附：美国媒体如何报道名人的死?
from环球网
去年8月，罗宾·威廉姆斯自杀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也引发了美国媒体的一场大战。美国广播公司(ABC)是其中拼得最凶的一家媒体，它们花费巨资，出动直升机对罗宾·威廉姆斯的家进行航拍直播。
更加让人不解的是，在罗宾·威廉姆斯的家人发声明请求外界“在这样一个艰难而悲伤的时刻尊重我们的隐私”之后，ABC仍然在官网上大肆宣传自己的“独家”航拍。这样完全丧失新闻职业道德的做法，立即招致了公众的激烈批评。迫于压力，ABC在第二天就道歉并且撤下了视频。
去年另一家因为在报道名人死亡新闻时处理不慎而引起争议的是华尔街日报，他们拿到奥斯卡影帝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在纽约的公寓中死亡的独家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在报道未发表前就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只有一句话的简短消息。
公众对此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作为一家国际大报，仅仅发布这样一句消息而没有辅以相关的报道加以佐证，显得极不负责任;第二是在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记者并没有确认霍夫曼的家人是否已经得知这个消息，如果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死讯，毫无疑问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在美国，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的观念深入人心，都是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权利却常常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可能就是在涉及公众人物死亡这一类极端敏感事件的报道上，像ABC和《华尔街日报》这样因为把握不好尺度而擦枪走火的事情也不时发生。
但和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新闻传媒行业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各家媒体和新闻行业组织都有一整套关于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规范 (code of ethics)。这些行为规范大多大同小异，具体的遣词造句和侧重点或许有所不同，但核心的理念都是一致的。在处理敏感报道的时候，虽然争议不可避免，但大致来说还是有一个标准可以遵循和界定。正因为有这些标准的限定，无论是媒体对自己还是公众对媒体的道德伦理要求，都要比中国高得多。
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简称SPJ)是全美最大的新闻行业组织，创办于1909年。他们的Codeof Ethics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寻求真相并报道真相 (记者在手机、报道、诠释资讯信息时，要做到诚实、公正、勇敢);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应该以尊重人的态度对待消息来源、采访对象、同事以及公众人物);独立运作 (记者只对公众负责，不应该对其他任何人承担义务); 可靠负责并保持透明 (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应该对自己的报道负责，并且要让公众清楚自己所做的相关决定)。
其中，涉及如何报道公众人物死亡新闻的是第二部分，即“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 (minimize harm). 这一部分又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 新闻记者应该在公众对信息的需求与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或不适之间寻找平衡点。进行新闻采访，并不等于就拥有了一张可以随意傲慢或者擅闯他人私域的执照。
2) 新闻记者对可能被新闻报道影响到的人要有同情之心。在报道青少年或性犯罪受害者时需格外谨慎。当采访对象或信息源因为缺乏经验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对采访给予许可的时候，同样需格外谨慎。在采访报道时需考虑文化差异。
3) 新闻记者应该认识到，是否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信息，与报道或播出这些信息是否合乎新闻伦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4) 新闻记者应该意识到，相对于公众人物和那些积极寻求权力、影响力与注意力的人，普通人对他们自己的个人信息应该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在发表和报道这些个人信息前需要衡量可能产生的后果。
5) 新闻记者应该避免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即使别人都在这么做。
6) 新闻记者应该在嫌疑犯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和公众的知情权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嫌疑犯接受审判之前披露他们的身份，有可能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新闻记者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影响。
你大概也猜到了，我之所以写这么多，是因为这两天围绕姚贝娜死亡所发生的铺天盖地的争吵。网上所传《深圳晚报》记者为了抢独家新闻伪装成医生助手进入太平间，如果属实，毫无疑问已经践踏了底线，比ABC航拍更加让人难以接受和原谅。但是相对于这样极端的个例，更让我介怀的是其他媒体的表现。
相比美国媒体，中国的大多数媒体都还处在十分业余的水平，而每一次发生热点新闻事件时，这一点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在姚贝娜离世以后，无数正规不正规的媒体账号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争先恐后地开始发布这条“新闻”。他们彼此复制粘贴了一些词句，加上“悲伤!”“震惊!”这样的字眼，觉得情绪还不够强烈，于是又随手加上几个哭泣的表情图标。对了，还有百试不爽的蜡烛，那可是激发用户转发的最好的心理操纵手段。
即使所有人都被情绪裹挟，真正专业的新闻媒体也应该始终坚持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怎么能够如此任性地表达情绪呢?又怎么能够如此不负责任地渲染和煽动读者的情绪呢?
而那些没有抢上第一拨发布的媒体，又开始绞尽脑汁去寻找周边选题，而乳腺癌毫无疑问是它们找到的最佳的第二落点。可是，在这个时候，推出《怎样防治乳腺癌》这样的文章真的合适吗?你们想象过姚贝娜的家人看到这个标题时的心情吗?
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任何一个热点事件都被反复消费，当成增加浏览量、转发量、阅读量和粉丝数的手段。即便是一个人的死。
即便是认真做新闻的媒体，稍有不慎，就会显得很难看，很容易给外界留下“等着小孩死亡的秃鹫”之类的观感。但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也不难。所谓“悲天悯人的情怀”说起来太虚，只要对照SPJ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就可以了:
你是否以尊重的态度对待消息来源和采访对象，最大程度地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你是否对你的报道可能伤害的人怀有同情之心?
你是否意识到，即便你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某些信息，也不代表你就能合情合理地报道和使用这些信息?
你是否在避免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
当然，请不要误会，我并不赞同这两天疯传的那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那篇文章毫无逻辑和专业素养，预设立场、偷换概念，并且加进一些朋友圈谣言鸡汤常见的摄心术，最终成功地在朋友圈刷了屏。
单是那个标题本身，就让人很愤怒。记者们守在病房外，也并没有阻碍治疗或者滋扰家属，他们只是在尽本职做他们的工作而已，这根本无可厚非，反而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
而且，我相信没有一个记者是在“等待死亡”，他们等待的，是消息。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如果奇迹发生姚贝娜情况出现好转，记者们也仍然会在第一时间发回报道的啊。“等待死亡”这样的说法，纯属信口开河，但遗憾的是却往往最能蛊惑人心。
对于社交媒体用户来说，时时保持警惕和独立思考，不轻易被不负责任的煽情段子和鸡汤文蛊惑，不让自己的情绪被营销账号绑架，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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