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张承志，在烈焰中奔突

1、异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以《黑骏马》驰入中国文坛，清新的文字携着骏马强劲的蹄音。那是一个理想高涨、激情沸腾的年代，文学自觉承担了启蒙未尽的责任。他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小说以凛冽的气韵、饱满的激情鼓起了一代青年理想的风帆。

那时，我是一名中学生，正是如饥似渴的求知年龄。一个暑假，我几乎都在读那几年获奖的小说，他的作品是其一。在我的印象中，《黑骏马》像一首激情澎湃的长诗，慷慨硬朗的风格一如奔驰的黑骏马，把读者的目光牵向域外，草原大漠的气息扑面而来。从此，我便记住了他的名字。

此后三十多年中，与他同时声名鹊起的作家，有的继续在小说原野上深度耕耘，佳作不断；有的像昙花，瞬间绚烂之后不知凋落何处，此后杳无音讯。而他，又以另类散文写作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不时掀起一股风暴。虽然他一直行走在主流文坛外，虽然这些年的政府奖项再也没有颁发给他，虽然他与把进身阶梯作为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虽然他因色彩鲜明的爱憎被同类孤立……但谁也不可否认，他以铁一般的意志使文字完全服从他的情志与理想，成为他熟练驾驭的弩手。

当他的很多同行被政治训良被金钱收买被现实磨平棱角，“在逢迎与辩白之间狡猾观察”时，他却像一把老刀遇到了砺石，变得越来越锋利，让卑怯者和伪君子躲闪不及。“我们能够舍弃名利的诱惑、习惯同道的背弃、不畏惧边缘化与妖魔化。我们能够看重生命的尊严，既然生逢此时，至少不做思想的奴隶。”他的发言总是掷地有声！

不做思想的奴隶，现代中国除了鲁迅，谁曾如此明确地喊出？

在此背景下，接近他需要勇气。

在这个多数人因信仰缺失而患了软骨病的时代，他的散文唤起人们对那种削铁如泥的阳刚之气的记忆与追寻。散文，是他内心里喷涌而出的火焰。他把自己和他人都放在火上烤，那强烈的火花不时会飞溅出来，灼伤他人——精神阳痿的人、内心阴暗的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唯恐他的火焰烧到自己。

据说，他一直在路上，在黄土高原的土坯房中跟农民拉家常，在田间地头与牧民一起歌唱，他的着装打扮跟当地农民没有两样，他吃他们的洋芋搅团、玉米面糊糊、炕洞烤得焦黄的洋芋和馕……他把他们当亲人，他们把他当兄弟叔伯……据说，他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发放求助款，在非洲查访真相……

在文学的江湖上，他是一个传说。

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听着他的传说，从不同报刊上搜寻他的文字。每次读过之后，都无法忘记，为他的愤激、坚守与执念。然而，我的阅读终归是碎片式的，我无法对他做出准确的判断与评价。

今年夏天，《今天》杂志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刊发了他的散文，分七个部分展示了他散文的思辨魅力与清洁精神：“蒙古”“新疆”“穆斯林”“西班牙”“日本”“世界”“祖国”。单从题目就可以看出他立足的大地、他守护的故乡、他行吟的足迹、他回归的方向。

《今天》刚收到，我就踏上了去戈壁与大漠的旅程，《今天》与我同行。旅行时阅读他的作品更容易感同身受。那一路，因为有他的文字陪伴，我孤寂的旅程多了一份凌然与思索。每当火车在小站停靠，我的眼睛望向窗外，看见那些脸色焦黑衣着陈旧的小商贩和那些目光焦虑行囊简单的民工，我会不由得睁大眼睛，望向那一张张酷似他的脸——他就在他们中间。我甚至想，能不能在他抬头的一瞬间，我一眼认出那双犀利而专注的眼睛。这期《今天》杂志上有他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日本时拍的，瘦削的脸上嵌着一双深度怀疑的大眼睛，警觉地观察、仔细地捕捉、强烈地戒备……那双眼睛里能读到的内容太多了。另一张是他的近照，脸庞瘦削，目光清峻、忧凄。

在世界文化名城敦煌，我遇见几位文坛精英，我尝试跟他们聊起他，立即遭到警告与提醒：他早先的小说非常好，但后来走入了死胡同，是个宗教极端主义者；他提倡暴力革命，他的红卫兵情结与他同时代的人大相径庭；比他文字功底好的人太多了，如果你要学习写作，最好去读别的书……警告我的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异端，接近他有可能引火上身。

的确，比起那些温情默默的文字，他的文字辛辣、犀利、苦烈，像利剑，一刀刀劈下去，软骨头、逢迎者、侵略者、伪君子无处躲藏。我几次想中断阅读，因为这样的阅读带来的不是快感，而是痛感——彻骨的痛。然而，每一次放下不久，我又会重新拿起来，他盛的是海水，读者会被深深淹没。

夏天过去了，秋雨一场比一场凉，我还是无法从这种痛感中解脱出来。那些散文，我至少读过三遍，有的片段不至三遍。每一个读过他散文的人大概都有这种痛彻心肺的感觉吧？

在整理这篇简评之前，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大家对他的评论。钟爱他的人大声说着阅读后的感觉，诋毁他的人倒很少表露心迹。

“他是当代散文作家群里能带给人启发的一个，他的散文和随笔，几乎每一篇都有深切的学理在里面……有失败的子民却不屈于失败的果敢、顽强、浩然之气，也依傍于鲁迅。”（孙郁《回到鲁迅那里去》）

“文学之于他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情志的物态载体。”“他的散文体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风格，愤世嫉俗，而且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对诸多国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字里行间，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典型的忧患意识。”……

这些评论给了我下笔的勇气——除了识见上的短缺，也许在骨子里，我是个与他一样对现实持着质疑与批判态度的人。在这里，我不论文笔的短长、技巧的优劣，我只是真实地呈现一个读者受到的心灵震撼。

2、执念重

他的足迹遍布蒙古、新疆、黄土高原、西班牙、日本、地中海、非洲……但无论写到哪个地方哪个民族哪种活动，都是他一个人的体验、一个人的思索、一个人的故乡，他从不废笔墨描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风光、人文地理与宗教习俗，而是在他描述的任何对象上都打上鲜明的个人烙印。

他情倾底层而情感苦烈。“西海固的荒凉大山，从那个冬月开始，成了我的故乡。清油辣子的浆水面，苦中有甜的罐罐茶，无事在泥屋里闲谈密语，有时去山野里访故问新。”他自由奔放且敢于担当。“我花费自己余生的大半时间，徜徉世界，不择国度，顺着直觉寻找……如我这样的行走，若是下了必死的决心，那就不可能不能达到目的。”他拒绝同化而格调迥异。“屈从官宪媚权拜金，在别人制定的模式中蝇蝇苟活，那是腐烂和失败，是可笑的自虐。”他高扬信仰而色彩饱和。“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

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

这世上爱好行走的人多，能够写作的人也多。但能把行、思、写合三为一的人寥寥。他在行走中省察、判断与思考。他总是看见繁华下面的疮痍，看见历史渗出的血水。

他这种“下了必死的决心”去行走的人，在用生命写作。

他生于北京，学在北大，足迹遍天下，他心系的却是这四块大陆：蒙古、新疆、黄土高原以及他倾情关注并为之奔走的巴勒斯坦。心系蒙古，是因为在蒙古草原插队的经历重塑了他的灵魂，“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心系新疆，是因为“所谓新疆，就是心灵的向往，是高尚的人心，九死不悔一定要抵达的境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故乡，人终其一生寻找与守护的，都是这心的故乡。在异乡找到真实的自己，异乡就是故乡，凡是能寄放心灵，让心灵自由飞翔的地方就是故乡。“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心系黄土高原，是因为他在苦甲天下的西海固看到了底层的贫瘠与暖流，受到了亲人般的礼遇与爱戴。心系巴勒斯坦，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纷争的核心，产病态地球的癌灶。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支持，是世界正义的底线。”

像他这种拒绝同化，以自我对人类命运的道德救赎为底线的人有多少？

明人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显然，他是“有癖”、有深情之人。一方面，他追求超越政治偏见的大视野；另一方面，他又囿于民族偏见的小视野。这为他在一些地方一些圈子赢得了亲人般的爱戴，又被体制内主流知识阶层孤立。

他是不是像人们盛传的那样：“我是在煽动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和穆斯林的偏见么？”他在《双联璧》中盛赞张治中将军为《考证回教历史》一书所写的序，并抄录了原序文来表达他对张治中将军的景仰，表明他的立场。“真主的仆人在路上小心翼翼的走着，蒙昧的人呼喊他们，他们回头答曰：和平！”在他看来，张治中与马良骏“完成了对伊斯兰教的出色释义……阿訇忧愁的是械斗，将军反对的是战争。阿訇悟出了赛俩目中间的和平，将军看透了民族的前途在平等。马良骏全文讲的，只是生命的信仰；张治中一生求的，只是中国的救亡。”透过这篇散文，读者一方面可以嗅到浓厚的宗教气息；另一方面，也廓清了人们对伊斯兰教义与他的误解。由此可见，伊斯兰教本质上主张的是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是国家与民族的长治久安。

现代作家，他唯一尊崇的是鲁迅，他深入到鲁迅的内心，体察他的孤独、冷峻与焦虑，他对鲁迅的解读犹如杜甫对李白的解读一样深刻到位。“他不是志士，不过为苟活于志士之后而耻……他心中怀着一个阴沉的影子，希望能如陈天华，能如秋瑾和徐锡麟一样，使傲慢者低头行礼，使蔑视者脱帽致敬。”“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为着独自迎接——从此以笔为枪的奋斗。”“我们唯余奋斗，昨日以笔为旗，今日以笔为枪。”泱泱大国，鲁迅之后，有谁发出过如此铿锵响亮的声音？

他的爱憎分明、愤世嫉俗在《赤军的女儿》《把解剖之刃对向自己》《投石的诉说》《看那不屈的雄狮》等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向“黑人兄弟和非洲大陆致意”，他“先是坐帆船抵达红海，登陆后换乘骆驼或毛驴。我一步步走进纵深，最后抵达了乌干达与叶门之间的火热土地。”在那片火热的土地上，他过境时掏护照，掏出的是自己的诗集《雄鹰飞过》，封面是两只鹰从天而降，钢爪正擒着一条腰缠星条旗的猴子，那黑人看了看封面图案，就在书上盖了入境章——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明证。人民大众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但只要有相同的信仰，就会彼此理解。

他傲岸不羁，“我蔑视卑怯的诗人，我敢喊出心中的愤怒。”他冷峻清醒，“文学从来不是在资本的奖赏下，而是在言论的限制中创造。”“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尚大都攀登在谋求个人出世的台阶上，孜孜与霸权话语的同步。”当大多数人为了生存且战且退，缩在小天地取暖时，他却一直怀着强烈的理想孤立独行。

的确，他的文采不十分精彩，但他特立独行、心怀执念、敢于担当的品质在当下能及者寥寥。

3、用情深

足迹遍天下，挚爱在心间。他走过很多地方，却几十年如一日爱一个民族、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用情之深是罕见的。

《二十八年的额吉》写他在蒙古插队时的房东妈妈，他们保持了二十八年的母子关系。他离开蒙古后还回去看过她，后来又把她接去北京。她去世后，他还在深情地追忆。“额吉，如今我形单影只，独自立马站在这里。”他总是一边叙述一边反省，一边观察一边思考。

他恋新疆，在他看来，“新疆是——那颗惦念着儿子的母亲的心。”他在新疆完成了“与一个民族的相遇，与一种传说的接触。”在自由率性奔放热烈的新疆歌舞中，他获得了一种对束缚的挣脱，对规训的反叛。

他用情至深的第三块大陆是黄土高原上的西海固。“遥远的北京正在召开文人们的大会：我却蹒跚着，踩着封了山也断了路的积雪，踏进了这个村庄的路口……他们个个都精着脚，冻红的小脚丫毫无知觉地踩着雪，迈进了门槛。”“娃他妈还来不及叫喊，娃娃们已小狼般扑来，伸出黑黑的小手，塞进大张的小嘴，盘中的鸡肉，霎时间被掳掠一空……他的零食是把一根洋芋粉条伸进炉子里烤焦，然后捏着一头咬吃。”他对农村农民的白描，如同梵高的油画《吃土豆的人》让人过目难忘。当代作家中，像他那样在底层自由行走、独立思考、真实书写的作家有几个？

《旱海里的鱼》让我想起《中国农民调查》，那是作家陈桂棣和春桃走访底层后撰写的报告文学，以沉甸甸的份量鼎足民心，立在大地中央。他也是！他本可以在体制内的文坛上不断攀升，名利双收，他却选择了民间行走，他如此真切地接近农民与底层，写出真相。让那些想通过粉饰太平赢得进身阶梯的同行看着心里很不舒服。

“那些离乡背井的、西海固农民蹲踞的角落。如同没有户籍的盲流，如同没有人权的苦力，挣扎在生死的边沿，睡在没地名的地方。”这段血性的文字是中国农民转成农民工的一个缩影。他写西海固的农民，挖出了大地的苦情。

正是他毫无芥蒂地坐在农民中间，与农民称兄道弟，才能与他们建立亲人般的关系。他在日本写给农民兄弟的信被他们埋在山地里——他们外出打工了。他们回乡后又挖了出来。这里，埋下的是根，挖出的是兄弟深情。

他的情同样用在他认为值得泼洒的非洲狮子身上。（中弹的狮子像一个真正的王者）“长长的悲鸣，在天空的飞翔中转调——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四野俱寂，我一人走向无人过问的血泊。”“我伸出手，掬起一捧鲜血，涂在自己诗集的末页。”读到这些浸着血的文字，谁能不泪水奔涌！

情深似海，他带着他的读者在这深海里畅游；情烈如焰，他自己在烈焰中奋勇奔突——

4、持理纯

人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者”，有人骂他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情结具有很大破坏性……

在后现代语境下，理想已成为一个奢侈的词，尤其是关乎信仰与正义的理想，被犬儒主义者扔进垃圾箱还不忘打上封条。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对待鲁迅的文化遗产。鲁迅高扬启蒙、理想与正义的旗帜，灼疼了有些人的软肋。现代中国，围绕是否继承鲁迅、如何继承鲁迅、鲁迅在文坛的地位等一直论争不休。当信仰的旗帜让位于名利的遮羞布后，当理想的种子被世纪更迭前后的现实踩死后，越来越多的人迷醉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中低吟风花雪月……鲁迅曾经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孔乙己、资本家的乏走狗、阿Q、假洋鬼子……”纷纷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于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被一删再删，剩下的少数几篇成了缺乏明显批判色彩的中性文字。

鲁迅终于被踢出了现代文坛的霸主地位，有些人大大地喘了一口气，很多人却从此找不着北。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大概是“理想”最后的晚餐！

当下，目标代替理想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贫富差距严重扩大，富有者不断滚动财富雪球，操纵媒体，愚弄视听。贫穷者满怀激愤，转向网络发泄愤怒。部分官员的严重贪腐导致民众对官僚机构失信。信仰成了一种奢侈的追求。失去信仰以后，不仅无权者看不到希望，拥权者也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为什么贪官越来越贪，不断转移财产到国外的根本原因。理想泯灭后，前面一片黑暗，哪怕拥有再多的财富，人都没有安全感。

在此背景下，广大底层一方面强烈渴望公义，另一方面抱着等死的态度寻找与富人同归于尽的机会。一旦底层的盲流被极端组织利用，恐怖无处不在。恐怖不仅是一个名词，更是一种现象，人人都有可能被恐怖夺去生命。可是，有谁思考过恐怖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看看那些把持话语权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被娱乐消费的浮华表象蒙蔽了双目一味唱着赞歌、或为了谋求更大的个人利益参与权钱色的交易……

那种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高涨的理想风帆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被撕成碎片，极少数心怀理想的人被排挤被孤立，要么远走他乡，要么沉入底层，在民众中寻找温暖。他就是其中之一。清洁的精神是他的信仰，没有歧视与战争的地球是他的理想。

沙里淘金，拨开繁华与纷乱之后，他发现中东问题是当下世界问题的病灶。自苏联解体之后，中东就陷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国家主权的丧失引发的悲观绝望情绪使得由中东蔓延出来的恐怖事件此起彼伏。近二十年来中东人民遭受的战乱之苦天天通过电视袭击着观众的视听，但大多数人以“看客”心态对待，过目便忘。

对此，他做过长时间深入地观察，他的笔触直抵问题的核心。“世界发育成了一个洋葱头。自芯到皮，逐渐由国际金融资本、军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列强的军事与意识形态同盟组成。它在苏联崩溃之后，迅速整合为一个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十字军主义、反革命主义的神圣同盟。”“遭受殖民主义屠戮、占领、敲骨吸髓和侮辱驯化的命运，降临到每一个民族的眼前。”“它的首轮打击，无疑对准了伊斯兰国家。每天注视着电视机的儿童都在数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一个接一个的穆斯林国家，被摧毁占领，或拖入了战祸，如被赶入屠场的羊。”

被战火烧焦的场面触目惊心，深深地触疼了他那颗敏感的心。当他的视野突破国界后，他的目光聚焦于巴勒斯坦难民营。他把《心灵史》再版的1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巴勒斯坦难民。“不仅中国穆斯林，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把这一行动视为天赋的道德与义务。”一些日本青年为了救援巴勒斯坦难民，走上赴死的道路；日本妇人衫原幸子在九十高龄时写信给以色列总理沙龙，让他放弃对巴勒斯坦的袭击；葡萄牙著名作家萨马拉戈，以百倍的勇气揭露以色列军队折断投石少年手臂的行径及其法西斯心理……他是他们的同行者。

他那篇喷发着激情火焰的演讲《越过死海》像一把投入寒夜的火把，“我生于1948年……就从那一年起，巴勒斯坦和平美好的家园，突然被占领，被屠杀，被殖民主义蹂躏……撒旦在通往亲人土地的许多关口，都设置了死亡、战争、和其他障碍……巴勒斯坦的命运，不，不会这么可耻地结束。”我在和平国度里读这篇演讲稿，仍能感受到奔涌的激情像火焰一样熠熠生辉。

他的目光长久地、深入地注视着一切受难者，特别是陷入战争漩涡悲观绝望的难民。他与国家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对献身这一运动的人和事进行有别于他人的思考，并连带出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战争，为读者呈现出多样的日本，引导人们客观冷静地观察，保持思考的独立性，不要被谎言欺骗。

他是文人，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文人，他担当苦难，特立独行，知行合一。“我不能加入看杀的一翼……我想竭尽微力回答对我的呼叫。我想让自己的文章也变成石块，掷向这无义的世界，并拯救自己的良心。”显然，他追求的不是一己一时之快慰，他追求公正与尊严的维护，而巴勒斯坦正是公正被毁，尊严被辱的地方。

至此，我明白了，为什么一般文人不喜欢他，个别喜欢他文风的人也不敢多言。当大家在同一个圈子取暖的时候，他却把那个圈冲了个豁口，让人们看到圈外大片大片的黑暗与疮痍。

“弱小的文明，突然遭遇的是国祚的断绝，是资本的流失，是尊严的消灭。”战火仍在中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将继续蔓延，我们这些旁观者，无力也无权评判他。

他并不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异端，“不管经过多少年，只要人还信仰正义，一切隔离的壁垒都将被拆除，一切殖民主义的战火都将熄灭，一切牺牲的灵魂都将在天堂的乐园里，得到无限的慈悯与安慰。”

信仰正义，消灭战争，实现永久的和平！这是多么美好的理想！这又是多么遥远的乌托邦！

“先哲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处都有进步知识分子的坚韧抵抗。我们应该与他们为伍，并尝试给他们以呼应。”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哪个阶层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他这句话，这是超越民族与阶级局限的认识。

5、他者的立场

他在《今天》自己的散文前写道：“我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是的，他者的尊严、他者的原则、他者的文明。因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对他者的尊重。”这段话可以当作解读他散文的钥匙。

他的散文，为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认识世界的标本。对红卫兵、中东问题、“9.11”等很多大事，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为人们提供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

他且行且思，在行走的过程中寻找打开不同民族文化的钥匙。一切看似散漫，实则含有深义。不同民族交流的初期，总是小心翼翼，但当放下介备、企图与规训，信任就会产生，超越民族与语言的隔阂。他的行走多少可以为和平提供一点借鉴。

留学日本，给了他观察日本社会、思考两国两族恩怨与隔阂的机会。“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也使他继鲁迅之后陷入新的困惑，从而变得更加冷峻。“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只有抵达了历史惩罚和天道报应的时点，人的傲慢，以及他人狂热拥戴的利己民族主义，才会从虚妄的梦中清醒。”

“我们两个民族（中日），性相远，习相近。近，导致人的亲近；远，导致人的相轻……我们之间——从何而来这么深的怨毒呢？”这是引人发省的反诘，这是穿越历史的反思。

在《大国的诅咒》一文中，他写到，鲁迅和堀田善卫都“以血”，写过他们的预感。“就在他们预感的前后——对中国是天下倾亡，山河破碎，屠城过后的南京，尸体顺长江涌入汪洋。对日本则是烈火炼狱，广岛长崎，一瞬抹灭，生灵涂炭，末日的幕布，猛然间一把撕开。”

他从民族心理、历史背景，文化差异以及各自历史上受到的伤害出发，推己及人，比较理性地分析了造成中日两国两族深刻怨怼心理的原因。“背负着两颗原子弹灭绝轰炸的苦难，以及自己对于苦难结局的负罪感，日本人深藏着对中国的满腹心事，缄口不言。他们对中国的终极情结是：对日本的判决，并不能使中国逃避——对大国主义的反省。”在陈述了日本大国梦毁人毁己的事实之后，他问道：“我们敢于挑战傲慢的大中华思想、并以法律禁止未来可能的、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威胁么？”这是反问，也是质疑，更是期待！

对历史发展的走势，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批判和摈弃危险的大国主义、不尊重他者与邻居的生存权利、不追求一个民族的存在美感，则人民会陷入痴迷，国家最终不能强盛。”“日本若不能清算自己强国途中对他者屡屡犯下的侵犯，它就愧对和背叛了古典教义的美。”“日本对中国的厌恶里，闪烁着亚洲弱小对大中华帝国的警戒。

当下，“资本的帮凶，在每年365天终日24小时地使用电视机，对人民进行固执的洗脑。”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做什么才不悖于良心？他说：“挣脱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控制，荡涤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软骨病，从他者的参照系获得更本质的信息，联合世界上一切为正义与良知而斗争的人，深入文明与民众的共同体——”“我们的学术，应当朝着拒绝资本主义暗示与名利污染的理想努力前行，以自我树立的同时，再去谈论版本、资料、考证、选题，以及文笔的短长。”

在大多数中层知识分子被现实规训，患了软骨病的时代背景下，他喊出了“不做思想的奴隶”这样振聋发聩的话。

在理想主义成为一种奢侈品质的时代，他高擎理想主义的旗帜，使沉沉的夜空散发出星子的光芒，那怕这光芒是极其微弱的，也给人以希望。毕竟，有人还在为理想挺直腰杆活着。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批判他在坚持宗教纯一性的同时摒弃学习多民族文化的偏狭视角，可以说他的文采不好……但不能无视他的他者观点、立场与理想！

*本文来源：云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