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为什么混得开？

作者：廖保平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

韦小宝是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的人物，扬州丽春院妓女韦春花的私生子，俗称“婊子养的”。他曾拜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为师，也曾向洪安通、澄观等武林高手学武，机遇千载难逢，完全有可能修炼成绝世高手，但韦小宝生性懒惰，浅尝而止，只学得一鳞半爪，唯独九难师太教的“神行百变”学得不错，说白了就是“逃跑术”，凭此脚上功夫常常得以逃过追杀。就这样一个只有三脚猫功夫的人，身居武林要职，力压武林高手，一路风光。

他不仅在黑道吃得开，在白道上也混得好，他因缘际会进入皇宫，认识了康熙皇帝并成为皇帝的宠臣，擒拿鳌拜，解救沐王府，探望顺治帝，出使云南，平叛神龙岛，帮助索菲亚公主夺权，获雅克萨之战大捷，封公加侯，扬名天下，发了大财，娶了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最后功成身退，结局圆满。王学泰先生说，韦小宝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享受，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鹿鼎公），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长老，邪教——神龙教地位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这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说实话，中国男人总对韦小宝总有几分羡慕嫉妒恨，凭什么他韦小宝一个小混混，竟然混得如此成功？

韦小宝的成功，成功学导师们已然分析出一大堆成功秘笈：灵活圆通，随机应变；讲义气，知恩图报不忘本；为人豪爽不吝啬；认准目标，勇往直前；得饶人处且饶人，说话办事留有余地；重承诺，答应别人的事就想方设法办到；善于大帽子压人；巧用欲加之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说谎成性，表里不一；善于推卸责任；会找关系，找门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韦小宝的成功秘诀足可以写成一本本书，但是为什么是这些因素致其成功，而不是别的，为什么这些因素经常是矛盾的？这些自相矛盾的秘诀都能让他得手，说明要么同样一件事情，可以用正反的方法搞定，要么说明对不同的事情，运用了或正或反的方法搞定。但从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说，无论用什么方法，各种搞定的标准规则应该是统一的，这就好比跳高比赛，你可以用剪式、滚式、俯卧式、背越式、跨越式，但都不能违规将横杆弄掉，这就是标准和规则，是所有参赛选手必须遵守唯一标准的，在这个前提下，你跳得最高，你就成功了，你就是英雄。

换言之，通往成功的道路千万条，但不可违规，不可搞双重标准，在此前提下，“管他黑猫白猫，捉得老鼠就是好猫”，值得鼓励，否则，靠违法乱纪、破坏规则、搞双重标准的方式方法获得成功，应该受到处罚和唾弃。如若还受到称赞，说明竞争缺乏基本的公平正义，规则遭践踏，必然导致标准失衡，价值混乱，社会堕落，他人即地狱，人人恐惧不安。

从正统的眼光看，韦小宝的成功并非总是靠正途、正道、合法合规得来，他的成功经常是靠违规得来，靠耍流氓得逞。他被两个太监劫进宫，他施展诡计将老太监海大富弄瞎（想杀而没有机会），又将名叫小桂子的小太监杀死，冒充小桂子做假太监，开始了自己的发迹之路。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害人，这已经证明他的发迹是靠不当的、违法手段开始的，是有“原罪”的，但韦小宝的成功却成了人们欣赏学习的教材，这足以说明社会价值之混乱，笑贫不笑娼，笑无能不笑流氓。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应该走邪门的比走正道的更成功，违法乱纪荣显，合法合规倒霉，坏人得志，好人吃亏。在中国古典礼教社会，有一套相对公正的礼义规则，逾越礼义而成功，就不被人认可。譬如被孟子认为“春秋无义战”的春秋时期，即便是事关两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也是要讲礼义。周洪先生说：当两国正准备交战之际，忽闻敌国国君去世，另一方则会主动休战或撤退，以示哀悼：“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晋士丐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这种闻丧乃止的做法包含着对共同人类终极命运的悲悯，在当时是备受称道的。更有甚者，交战时如敌方国君去世，攻伐的诸侯不仅会停战，还会至敌军阵前行哭丧哀悼之礼：“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弑悼公，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皆出《左传》）这些与后世完全不同的战争行为正反映出春秋时人敬德、从礼、重仁的思想观念。（周洪从《<左传>看春秋战争中的礼》，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这一套礼义就是当时社会认同的、清晰的、强大的、公正的规则，任何人不能靠违背礼义来获取成功，正是有这一套礼义，中国才成其为“礼义仪邦”，当然，“礼崩乐坏”后，不讲古典规则的流氓手段层出不穷。

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标准规则不清晰，甚至有两套矛盾对立的标准规则，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利用标准规则的模糊性、不一致性，钻空子，打擦边球，在灰色地带谋取私利，又或者利用两套标准规则，采取黑白两套手段方法行事，左右逢源，飞黄腾达。这两套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显规则和潜规则，显规则是正式规则，放在台面上的，合法合理的，见得了光的；潜规则是上不了台面的，无法示人的。显规则是主流社会最为通行的规则，潜规则是江湖最为通行的规则。当一个社会通行显规则和潜规则，两套规则并存共用时，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严重江湖化，主流与江湖、正与邪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些吃透显规则和潜规则里的道道，又能按这两个规则行事，遇到什么事用什么规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么，他一定是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通吃的人。

综观韦小宝，他与金庸过去所塑造的侠客人物截然不同，他不像那些侠客有比较纯粹的江湖身份，主要在江湖上行走，介入主流社会也多以江湖身份，偶尔为之。韦小宝则不同，他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江湖人士，又是一个主流社会、尤其是庙堂之上的人。这样，无论主流社会有没有江湖化，他这种人都是吃香的，因为他两种社会规则都懂，两种资源都有。如果主流社会江湖化，那么，他就更加吃香喝辣，在两种规则之中，哪一种有利于他就用哪一种，做到穿梭往来、进退自如。

有意思的是，韦小宝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主流社会被江湖化的时代，这注定了他黑白通吃，混得极为成功。其成功还引起人们的学习效仿，某种意义上说，韦小宝这样的人多了导致主流社会标准和规则的变迁，重构了世界的生存法则。

于阳先生说，中国社会的江湖化始于明代，他说明朝以前的社会是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这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于阳《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

但在儒教“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制度激励下，人口大量繁殖，资源难以承载，终于，在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即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同上）就在这300年时间，随着人口继续增多，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不能自给自足，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成为游民，形成庞大的江湖社会。这个江湖社会不是因战乱或灾难而临时形成的，是人口自然繁殖形成的，不易消除。

一个被抛离于传统定居、定耕社会之外的江湖社会，是流动的，边缘的，政治权力难于掌控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不再是“士农工商”，而是以游民、掮客、军阀、帮会、盗匪等身份出现，他们离开了定居、定耕生活所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对他们来讲不再重要，经由江湖的生存环境慢慢形成新的规则——江湖规矩，儒教制度被逐渐抛弃，以古典文化制度为核心的显规则被江湖文化制度为核心的潜规则代替，于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同上）

然而，江湖社会并非完全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社会，它与主流社会共生在一个大的社会里，江湖需要依附主流社会生存，与主流社会无法完全割裂，有着千丝万屡缕的联系。随着过剩人口和游民越来越多，江湖社会日渐成长，江湖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浸淫和冲击主流社会，江湖社会的行为举止、文化习俗、价值观念、规矩制度也会冲击主流社会。尤其是在国家控制力衰弱，传统权威体系丧失时，江湖会全面渗透乃至一定程度上主宰整个社会，江湖价值观堂而皇之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一部分，江湖的规则成为主流社会的重要规则，江湖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僭越，使主流社会的方方面面莫不受到浸染，无论官场还是民间，“四民”之中，莫不受江湖的影响，言行举止或多或少带有江湖色彩。权势人物还成为“江湖文化最积极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政界、商界、学界等权势部门、权势人物俨然江湖大佬，奉行江湖规则，靠着江湖义气开道，彼此称兄道弟，为所欲为，权力交换，权钱交换，官官相护，官商相护，官学勾结，等等”（黄杰《潜规则和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0年第12期）。一个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被江湖潜规则侵蚀得面目全非。两个社会不能互相消灭对方，就形成共生共存的形态，社会经常按照两套规则行事。这样，整个社会就划分出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明以前也有江湖社会，但多数时候不明显），主流社会可以划分出“士、农、工、商”，江湖社会可以划分出“三教九流”“五花六门”，正式规则与江湖规则并存又互相作用。

韦小宝兼有江湖与庙堂的双重身份，他就是按两套规则出牌的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江湖出身，尤其是妓院生活给他最真切的江湖体验和观察。妓院里人来人往，龙蛇混杂，逢场作戏，在这里，韦小宝什么人都见过，了解他们的身份特性，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怎样投其所好、打其七寸。他也见惯了侮辱与被损害，他亲眼目睹母亲被一个私盐贩子抽了两耳光，还骂她“臭婊子”，他见识了现实最残酷的一面。他很早就得到了如何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顽强地生存下来的训练，有一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有一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痞，适应能力特别强。

这种能力是环境逼出来的，因为江湖凶险，生存不易，要是没有适应江湖险恶的环境的能力，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混江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是充满了血雨腥风，既有政治权力之打压，也有主流社会的压挤，还有江湖派系的争权夺利，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什么比适应环境，生存下来更重要的？为了适应环境、为了生存下来，还需要讲什么主流社会那一套礼教？耍流氓，玩无赖，奸诈狡猾，世故圆滑，不择手段，就是适应环境的最好办法。

金庸先生说，写韦小宝“重点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其实讲义气说到底也是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环境是江湖。江湖的第一规矩就是讲义气，是行走江湖必备的。韦小宝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一生做了太多坏事，但始终坚守讲义气这条规矩。他本来是想“大被同眠”的，但想到“朋友妻，不可欺”，放过了义兄的老婆阿琪，是讲义气；他在能独自逃跑的时候，留下来照顾茅十八，是讲义气；人家让他刺杀小皇帝他不干，是讲义气；康熙亲自出面，欲将天地会一网打尽时，韦小宝将天地会几位重要人物救出，还是讲义气。他曾对康熙：“皇上，他们（天地会）要来害你，我拼命阻挡，奴才对你是讲义气的。皇上要去拿他们，奴才夹在中间，难以做人，只好向你求情，那也是义气。”所以他在江湖里受尊重、受爱戴，有人愿意帮助他，跟着他，他的恶也被有意无意地理解和忽略了。

韦小宝又在皇宫呆过，是皇帝的宠臣，接近核心权力，对主流社会“权力主导”的运行状况了如指掌，知道权力运作中种种隐蔽的东西。比如，他深知伴君如伴虎，官场玩权谋。他每次立功都不自居功劳，对下说是大伙鼎力相助，并大赏部下，对上则大赞是皇上洪福和神机妙算，才取得胜利。有一次他还提醒平定台湾的施琅，要他晋京时别忘给朝中诸位大臣送礼。施琅说：“这是仗着天子威德，将士用命，才平了台湾，朝中大臣可没出什么力。”韦小宝就告诉施琅，虽然你平台功劳不小，也没有私取台湾一两银子，但是，“你自己要做清官，可不能人人跟着你做清官啊。你越清廉，人家越容易说你坏话，说你在台湾收买人心，意图不轨。”说得施琅佩服至极并感激提醒。由此可见，韦小宝对官场洞若观火，是何等深厚的领悟。

所以作者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侩早已远胜寻常大人。”对两套规则了如指掌的韦小宝，其行事起来，不光是不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而是哪一套规则管用就用哪一套，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丢在一边，什么阴招损招都敢用，拿人阴囊，撒石灰，背后捅人，下蒙汗药，用化尸粉，说谎话等上不得台面的事，他是能用则用，且用得心安理德，“用刀子杀人是杀人，用石灰杀人也是杀人，又有什么上流下流？”“要不是我这小鬼用下流手段救你，你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

又譬如比韦小宝与阿珂初次相遇，被她迷倒，发下“韦小宝死皮赖活，上天入地，枪林弹雨，刀山油锅，不管怎样，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的毒誓，其中经历种种挫折，仍不改其志，他说：“老子一辈子跟你泡上了、耗上了、阴魂不散，死缠到底。就算你嫁了十八嫁，第十九嫁还得嫁给老子。”为了搞定阿珂，他在丽春院设法强奸阿珂，让她怀上自己的孩子，使得原本死活不愿嫁给他的阿珂，最终只得屈从。韦小宝就是这样，用违“规”（正式规则）操作的办法取胜，严格遵守规则的当然玩不过他，韦小宝吃得开、混得好，不难理解。

有句话叫“人至贱则无敌”，这个“贱”可理解为不要脸，不守规则，不讲道德，不择手段，耍流氓玩无赖，这样，“贱人”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它能够将事情办成，不会错失机会，不会像项羽那样，在鸿门宴上本可以轻易搞定刘邦，却被“人有大功，击之不义”所囿，错失良机。回到项羽俘虏了刘太公，威胁刘邦说：你不投降，我就杀你爹。刘邦就不讲那些仁啊义啊孝啊道啊，他嬉皮笑脸地说：咱俩拜过兄弟，我爹就是你爹，你煮咱爹时，别忘了分我一碗汤。最后刘邦这个流氓就战胜了项羽这个霸王。金庸先生在《韦小宝这小家伙》里也谈到这个现象：“最后的胜利常常是属于流氓的，如果说严酷的政治斗争有时也会演出喜剧的话，那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的主角一定是个流氓。”他还说，“最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竞争中往往是失败者。”韦小宝出身江湖，又在主流社会有权有势，用江湖手段行事，如鱼得水，所向披靡，平步青云，实在没有什么意外。用一句诗来说，即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越流氓就越成功，越江湖就越胜利，其前提是主流社会自身文明秩序崩溃，正不压邪，好比体弱方易生病，否则，江湖那一套在主流社会就行不通，这就如同中国的潜规则在西方发达国家往往行不通一样。韦小宝的出现及其成功，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江湖化，而社会的江湖化就是社会的倒退，文明的倒退，倒退到奉行原始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大行其道。又或者说，当一个主流社会表面上的运行规则是冠冕堂皇的道德法律，背后却是下三滥的江湖潜规则，说明这个社会跟江湖没有本质的区别，表面上是温文尔雅的儒教，骨子里的东西非常江湖，非常丛林，非常野蛮，它外表道貌岸然，内在则血腥残忍。

因此，韦小宝式的人，并不只是出现在中国社会江湖化之后，而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金庸在后记中说，“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还说，韦小宝这个人在清朝的时候可能存在，民国时候可能存在，现在中国内地有，台湾有，香港也有，而且在全世界有华人社会的地方，韦小宝这种人还是有的。是的，如果回头看历史，有多少韦小宝式的人不发达呢，如刘邦、朱元璋、杜月笙等等，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但是韦小宝的成功之日，决不是文明实现之时，他是江湖在主流社会的成功，是主流社会用江湖手段的成功，不是文明、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的成功。韦小宝不断成功的过程，也是主流社会所谓的伦理操行不断退后的过程，他成功多少，社会就为他付出多少道德法治毁坏的代价。更为糟糕的是，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无赖在主流社会最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这是经济学上一个著名的定律，说的是成色不良的铸币与成色优良的铸币在市场上一样流通，人们往往将良币收藏起来，久而久之，良币会逐渐退出流通，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币——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

这一定律也适用于生态不良的任何地方，在韦小宝这种劣币活得有滋有味的社会里，一定是善良的、正义的、公允的、英雄的人没有出头的社会，在《鹿鼎记》里，英雄的结局相当悲壮。韦小宝的成功让人感到极度的沮丧，因为，阿Q被砍了头，我们却能看到希望，而韦小宝“功德圆满”，我们却可能对未来极其绝望，从韦小宝的身上，我们很容易看清中国社会的本质，简直无药中救的恶性循环。陈墨先生将《鹿鼎记》与孔子的《论语》相提并论，列为“两部最能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智慧风貌以及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书”。（陈墨《孤独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多少有点过誉了，但金庸先生确实通过韦小宝这个人物解构了中国社会深层的东西。

流氓无赖世界各地都有，但韦小宝独树一帜，金庸在小说结尾安排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韦小宝最后从其母亲处得知，他的父亲可能是汉人、藏人、蒙古人、满人，但绝不可能是洋人。当我们对韦小宝这个卑鄙的流氓无赖，不但恨不起来，竟然还有一些喜爱，觉得他迎合了自己内心的阴暗心理，为自己找到了活着的理由，甚至假如把自己放在韦小宝的位置上，也会一模一样，安之若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江湖文化情有独钟，或是与生俱来，已经变成了国民性和精神世界的重要一部分，这种才是致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