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凭啥总能化危为机 怎么做到的？

伴随着岁末年初经济展望高潮的到来，市场逐渐对2015年美国经济的“二度领跑”形成了一致共识，甚至有国际权威机构认为，美国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支撑全球经济复苏的唯一强势引擎。如此背景之下，关于美国经济复苏大趋势的几个核心问题变得格外重要：美国经济强势复苏是否如数据反映的那般真实?美国经济何以化危为机、实现再度领跑?经济超预期表现会对美国政策取向产生何种影响?以及，美国经验对中国经济又有什么启示?

过去几年里，笔者在本专栏撰写了大量基于数据的美国经济分析文章，数据分析的优点在于观察细致、论据有力，缺点则在于失之繁琐、思维局限。所以，思考美国经济在危机后出人意料的先抑后扬，从历史维度把握大局逻辑，需要一定程度上跳出短期分析范式、挣脱数据思维约束，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审视美国认识危机、应对危机和利用危机的战略选择及其深层逻辑。

在探讨问题之前，先简单回顾下美国经济危机以来的运行历史：2008-2009年，美国经济处于危机肆虐期，前六个季度有五个季度经济环比收缩，2009年下半年才勉强走出衰退阴影;2010-2011年，美国经济处于复苏推进期，虽然期间遭遇短期通胀、美债危机、二次探底等一系列挑战，但美国经济复苏始终在积累物质条件，且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方向逆转;2012年，美国经济处于首次领跑期，前期物质积累转化为增长提速幅度领先，美国经济初显王者霸气和领头羊底蕴;2013-2014年，美国经济处于压力测试期，财政失衡、政府停摆、就业瓶颈、退出QE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风险要素广泛存在，并对美国经济复苏的真实性和持续性进行检验;2015年，美国经济将处于二度领跑期，压力测试已然通过，尽管挑战犹存，但已经无法对强势复苏构成实质威胁。

从阶段演化看，美国经济先抑后扬的走势十分清晰，而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表现更是让“独立复苏”进入高潮。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美国经济的强势复苏有如数据显示的那么笃定和真实吗?答案是肯定的，论据有五：其一，美国经济数据体系具有较完整、细节化的结构层次，这保障了数据的可证伪性;其二，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自复苏启动以来始终有力，且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表明美国经济具有自我驱动的强势特征，不受全球经济弱复苏新常态的太大干扰;其三，美国经济复苏具有较坚实的微观基础，企业和家庭的整体状况均处于改善通道;其四，美国经济复苏伴随着宏微观两个层面的“去风险”进程，金融体系杠杆率下降，宏观平衡性增强，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其五，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金融市场形成“正反馈”的长期关系，股市走强、房市反弹拉动消费增长，消费增长确保复苏推进，复苏推进提振股市房市。不过，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经济强势复苏虽然是真实的，但也切实存在一些风险隐患，包括：“岗位缺失”压低长期就业中枢、家庭收入增幅有所趋缓、房市反弹不确定性犹存、政治周期临近等。这些隐患不足以改变强复苏的大趋势，却会相应带来推进阻力和复苏风险，给笃定的强复苏带来一些力度上的变数。

美国经济强复苏是真实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作为本轮危机的爆发地，美国何以化危为机?

笔者以为，美国得以在短期衰退之后迅速实现强复苏，原因有四：首先，稳定政策呵护经济复苏。危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危机爆发后，等待市场自发恢复是危险的，必须依靠经济政策来抵补总需求不足、缓解风险压力，以空间换时间，最终给市场修复创造条件。虽然经济政策是救助危机的主角，但对于长期复苏而言，只是配角，因此，长期来看，最重要的政策品质不是刺激性，而是稳定性。纵观危机后全球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各种选择，美国的政策稳定性是相对最强的，体现在两个维度：一是临变不乱。危机造成市场恐慌是暂时，但危机影响却会长期持续，在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经济运行随时会发生各种变化，如果宏观政策轻易随之改变，很可能会变成新的波动来源，不仅带来额外风险，还会在政策反复过程中消耗不必要的政策能量。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经济政策始终保持基调稳定，特别是在2010-2011年短期通胀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大部分国家央行都从降息转为加息，但美联储不为所动，保持了政策连贯性。二是务实高效。政策搭配可以是多样的，但政策目标却不能太过分散，否则会削弱各类政策产生的合力。危机后，美国经济政策始终盯住就业这一核心目标，并围绕这一核心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创新和规则创新，即便受到理论界和市场的双重压力，美国政策目标也始终没有向其他传统内容(例如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进行倾斜。

其次，要素回流做实经济复苏。危机是一个先破后立的契机，旧秩序被打破，新规则逐渐建立，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就是各种要素再融合、再发酵、再创新，最终形成更强生产力的过程。在秩序重建、资源重组的过程中，要素回流将起到夯实复苏长期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从结果来看，在政府引导之下，美国经济复苏的确伴随着有力的资源回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领域发生了资本回流和业务回流。由美国引爆的危机引致了全球性的混乱，反而刺激了美元资产的避险需求，导致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而美国货币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前瞻指引”作用也强化了资本流动的这一趋势。此外，不易察觉的是，美国银行业的各项业务出现内缩现象，银行金融支持悄然回流美国本土，其对本国经济复苏的贡献也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实体经济领域发生了产业回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美国在危机后的表现都是“反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抑制了进口，导致需求回流，而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类生产企业将全球生产线内撤，导致供给回流，两相作用，供需两旺给美国国内市场恢复和就业形势改善奠定了基础。

再次，金融力量主导经济复苏。所谓败也金融，成也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失慎、金融风险爆发的恶果，而复苏则是金融风险化解、金融秩序重建的过程。美国经济能够实现超预期的强势复苏，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金融作用的稳定发挥。一方面，美国既没有因为危机而否定金融及其发展规律，也没有容忍和阻碍金融风险的自然出清。美国政府在危机发生后顶住舆论压力对至关重要的金融机构进行了及时援助，避免了生存危机导致不必要的系统性风险;美国金融监管抑制了过度创新，但没有杀死创新，综合化经营的大趋势在短暂停止后，也很快就卷土重来;美国金融机构进行了去杠杆和去风险的必要操作，却没有减弱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利用一系列金融手段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利益博弈中赢得了战略主动。无论QE政策推出还是退出，风险总是集中在非美经济体;美国利率政策的方向选择则总是先于全球，并直接带来了可观的先行优势;美国汇率政策的些许改变不仅不会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额外干扰，反而会通过挤兑其他货币或打击资源国家等方式给美国经济创造更好的复苏环境。

最后，霸权地位保障经济复苏。危机可能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声誉，但并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带来根本改变，甚至可以说，以“IMF-美元-华尔街”为核心的美国金融霸权不降反增，而多元化从涨潮到退潮的转变也相应增强了美国经济霸权。从结果来看，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们，在挑战过程中反而都受到了反噬。从经济地位看，美国的最大挑战者是新兴市场，但在强势美元攻破脆弱的新兴货币防线之后，新兴市场经济强势崛起的势头被抑制，俄罗斯和巴西甚至走到了经济发展停滞的险境;从金融地位看，美元的最大挑战者是欧元，但在起始于美国的危机影响下，欧洲一体化貌合神离的软肋被击中，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一定程度上看，说美国主导了这些改变有些“阴谋论”的嫌疑，但无论如何，美国霸权地位未被动摇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霸权地位给美国在全球复苏利益分配过程中占据主动提供了根本保障。

总之，美国经济能够化危为机，靠的是清醒客观的趋势认知、乱中有为的战略意识、稳定有序的政策安排、目光长远的霸权争夺和金融主导的战略推进。而对于面临三期叠加经济压力的中国而言，在经济增速重心下移过程中实现经济增质的提高，在国际博弈中追求中国利益最大化，理解并借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的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

(来源：财经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