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不止在官场，金融反腐应该更猛烈些！

虽然金融业内的反腐已导致8位行长级高管被查，但力度还不能与官场反腐相比

当前“打老虎”、“拍苍蝇”的高压反腐风暴，给泥足深陷的各类涉腐者带来了风声鹤唳般的惊恐。

这不，有媒体报道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被纪检部门带走协助调查，北京银行董事、京能集团原董事长陆海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这些新闻甫一问世，金融系统就顿时警觉起来，对2015年高层要重点开始金融业反腐的猜测和分析也多了起来。

目前，纪检部门在金融领域的反腐还是顺藤摸瓜式的，主要由事件推动，尚未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威慑。比如，2014年虽然金融业内的反腐已导致8位行长级高管被查，券商和基金公司也有多人身陷囹圄，但与政法系、能源系、山西和四川等官场拨出萝卜带着泥式的反腐相比，金融系统的反腐多传递出一种点到为止、隔靴搔痒的侥幸感。

当前舆论对金融反腐的热议，传递出民众对金融反腐要继续深挖下去的诉求。腐败多发于权钱交易，在现代金融结算系统下，即便涉腐者采用较为隐匿的现金交割，后续可能发生的购买行为也需要金融技术和系统的支持。近年来，各领域的反腐未能牵扯出金融系统的腐败问题，只能说明监察部门对金融业的反腐尚未系统展开。

同样，近年来政府部门大力推动的盘活存量资产破局艰难，遭遇重重阻力，除却中国金融系统市场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外，也揭示出金融系统可能隐匿着更深的腐败问题。因为盘活存量资产即意味着相关资产要进行市场化、透明化的拆包和重整，而许多存在暗箱操作的资产是抗拒阳光的。这也是国内诸如信贷转让、资产证券化等风险资产重置交易市场发育不全的一个重要诱因。此外，当前国企混改和财政部主推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在实际中知易行难，私人部门不愿涉足其中，也有金融业腐败的因素参杂其中。

人们期待金融反腐更猛烈些，正是看到腐败绕不开权与钱这两个维度。当下，要使反腐走出运动式怪圈，形成制度化反腐格局，使反腐具有系统性威慑，就需在权与钱两个层面进行系统规范，营造出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环境。

之于权力，关键是有效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基于科学合理的机制设计与公共选择理论，构建激励相容的权力制衡机制，并加快“程序法”的立法，形成一套系统的程序法典，让权力在阳光下作业。

同时，可以将物联网概念引入权力监管，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和过程都被传感器记录，达到公开透明的效果，抬高腐败的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的自由裁量空间，营造一个不能贪腐的制度环境。

之于钱，关键是金融企业要基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理顺委托代理的授、分权体系，推动金融生态的流程再造。比如，可以参考欧盟在食品安全监管中使用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系统(HACCP)，在金融企业内部建立物联网风控体系，为系统安装传感器，使金融机构的资金流透明化、标准化。同时，金融行业要建立国际化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用市场化的委托代理模型搭建管理运营团队。商业化的金融机构还可以考虑引入战略性财务投资者，以此优化企业的权益资本与债券资本。以上措施，可以为国内金融机构构建一套激励相容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既有助于在金融机构内部形成防腐系统，又可为职业经理人发挥企业家精神提供创新自由。

此外，要强调的是，在厘清权力与权利边界的同时，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基金法》和《保险法》等法律，推进金融系统分工的社会化、专业化和精细化，推进权利交易的真正市场化，发挥市场的经济民主作用，培育和完善市场自律自治体系。

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已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掀起了一场交易革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搜寻配比成本，使大企业组织管理的边际成本开始高于市场交易中的边际成本，这将逐渐派生出新的经济生态和商业模式——大市场小企业。因此，过去存续于企业内部的流程逐渐外部化，使职业经理人不仅面临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硬约束，还要直接面对市场的评价，其滥用权力的行为也更容易暴露在市场的聚光灯下。

总之，金融反腐要真正塑造出一个系统性的威慑，不仅需要公法（组织法）意义上的合理规制，还需要发挥私法（自然法）的潜在功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唯有基于公法的制度和秩序，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自然法则具有敏感性适应能力，才能让腐败回归到一种个体的病态，而非制度和权力系统的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