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怎样让摊贩与城管和睦相处

问题不在于摊贩，而在于摊贩的密度，而降低密度的方式，就是在现有存在摊贩的路段上实施许可证制度，用许可证来限定摊贩的数量。

【刘远举/文】日前，上海有人大代表书面建议在部分区域尝试“地摊合法化”，即在有条件的地区采用“定时+定点”方法，让众多马路摊贩在规定区域与时间内摆地摊。换句话说，就是在合适的地段，划出一块地方，搞跳蚤市场、菜场夜市、灯光大排档等。不过，这个办法的效果并不乐观。

提出这个办法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摊贩存在的问题。

摊贩数量多、流动性强，在摊贩聚集的地方，秩序混乱不堪，特别是菜场、饮食行业的摊贩，在营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污水，摊贩往往一走了之，不仅给环卫部门增加了负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恶臭扑鼻，也严重影响了市容与居民的观感。

摊贩往往在人口流动密集的地方营业，哪里人多，他们就出现在哪里。本来人多的地方，就秩序堪忧，但摊贩为了生意更好，还会逼近人流，仅仅给行人留下一条狭小的通道，进一步造成拥堵，甚至产生安全隐患。比如在上海的一些地铁通道中，行人在摊贩之间穿行，高峰时期，很可能出现安全问题。

由于摊贩存在流动性，时间短的完全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时间长的也不过一年半载，几乎不用考虑长期回头客，所以，往往存在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短斤少两、欺骗消费者等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市容脏乱，堵塞道路，食品安全、假冒伪劣……这些问题均源于摊贩行为的经济本质，即对生产要素的免费获取和负外部性的转移：他们经营所需并不仅是一个摆摊空间，而是免费地获取蕴含在人流量中的购买力，且不承担其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从而获取更高利润。

所以，如果没有管制，即使对于没有环境污染的地摊，摊贩对人流量的谋取亦会变成“公地悲剧”：小贩均会来抢占这个资源，直到把这个资源耗尽，或者让行人承担负的外部性。地铁通道中摊贩会多到只给行人留下狭小空间；地铁口行人不得不在摩托车和三轮车中穿行；在马路中的兜售降低车速都是典型例子。

摊贩之所以能有经营优势，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免费地得到了这个人流量。换做一个商场，闹市地区的租金不菲，人流中的每一个顾客，都是有成本的。实际上，不光现实中的商场，就连现在经营淘宝网店，流量也是有成本的。有一次笔者在淘宝网上看到一个产品广告，广告上还附了一行字：“如果不买，就千万不要点，你点击了，我就要花八毛钱”，让人忍俊不禁之余，也生动了说明了生意中的人流量与点击量都是要成本的。

从小贩的经济本质的思路，反过来想，就不难发现，为什么划定专门区域供摊贩使用是无效的，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空间，而是行人流量。划定区域，没有人流量，是不会有人去的。地铁口不让摆摊，然后下指示，叫摊贩都转移到离地铁口200米的一栋高楼后面的空地上，美其名曰，某某摊贩市场。有人去吗？没有。

人们对摊贩是同情的，这是由于人们忽略了的是：他们觉得摊贩并未妨碍他们生活、反而能提供便利。其实，这正是管制的结果：城管提高了商贩的风险，减少了其数量，减小了他们行为的负外部性，从而凸显了便利。

所以，问题不在于摊贩，而在于摊贩的密度，而降低密度的方式，就是在现有存在摊贩的路段上实施许可证制度，用许可证来限定摊贩的数量。

国外很多城市对交通道路进行划分，划分出可以经营的路段和禁止经营的路段，以及可以分时段经营的路段，然后，发放许可证控制摊贩数量，在城市秩序与摊贩之间进行平衡。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摆摊许可证”——在纽约、华盛顿等地的街道和景点附近，摊贩可向市政管理当局申请“摆摊许可证”。任何人只须提供个人有效证件、联系电话和地址、货物的合法来源、合作者之间的书面协议书等文件，然后填写申请表，需数日就可获得批准。批准证件上有经营者姓名、经营项目、“许可证”号码、市长签名等。此外，市政当局都会规划出一些露天的摊贩点，让小摊贩申请。在一些大型商场按规定也必须提供一定比例的摊贩点，中选者都会公示一段时间，如没有异议，他们就可持“摆摊许可证”上岗经营。

那么，发放许可证之后，会发生什么。

首先，在现有存在摊贩的路段上，摊贩的密度会降低，道路通畅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好处，不是发了证小贩就消失了，就像现在没有证，他们也照样会占道经营，不过，许可证制度本身，会带来一些有趣的变化。

发放许可证必然需要按一定条件进行，比如，人流的大小，区域的特点，在经营各种业态、各种商品的小贩中优选一些。比如，儿童医院外面，批准的卖玩具的多一些，因为患儿多；卖小吃的少一些，因为家长需要充饥；而换到地铁口，卖早餐的更多，买手机配件的也多，但卖玩具的则少一些。当然，也可以更加尊重市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拍牌照，只要不在油库门口卖烧烤，不在学校门口摆烟摊，都可以经营。

发放许可证之后，某一个地段，同行业的摊贩的密度大大减少，生意就会变好，任何在周边地段出现的新的摊贩都是“入侵者”，侵犯了现有摊贩的合法利益，于是，“公地”变为了“私地”。

对于“入侵者”来说，当许可证的规矩众所周知，得到大家承认，他的行为就不再是对不特定的行人通行权利的侵犯，而是对一个具体的、眼前的、愤怒的摊贩的利益的侵犯，不但风险变高，侵者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为侵犯了他人利益，有违传统的道德。

对现有摊贩来说，他当然会保卫自己的利益，会明确告知，“我有这个地方合法经营的牌照，请你不要抢我的生意，请你离开”。如果对方不听劝阻，甚至会引发更激烈的举动，当然，他也会召来管理执法部门当自己的帮手。这个时候，合法的摊贩就会成为城市管理执法者的帮手。

而且，由于牌照、经营资格的稀缺与珍贵，经营者的行为会变得更加谨慎与长远。现在的摊贩，整天担惊受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会做长远打算，也没有回头客，其经营行为自然是短期的。短期行为之下，经营假冒伪劣产品，在短期内获取最大利润，就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危害更大的是，在经营小吃、特色食品、早餐、饮料等食品方面，使用劣质食材与违法添加剂。

不过问题也不是没有。许可证的经济本质，在于明确道路的产权，或者更精确地说，定义道路的秩序产权，把秩序溢价分配给少数人。如果是价高者得的拍卖制度，牌照的价格会一直上涨，直到完全消耗掉在一个地段独占经营的溢价。摊贩就会抗拒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就会自我消耗掉。所以，许可证不能是价高者得，甚至不能拍卖。显然，这就会形成寻租空间，寻租空间很可能也会消耗掉地段经营的溢价。所以，支撑有效的牌照制度，需要一个廉洁高效的城市治理体系，而这个体系又需要更大的政治架构来支撑。有趣、深刻而又遗憾的是，在很多问题上，最终，我们都得面对这样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