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风光无限的万元户后来如何了？

　“万元户”这个名词，对于今天的80后或90后青年来说可能是很陌生的，而对于那些50后或60后来说，则是非常熟悉不过的。所谓“万元户”，顾名思义就是存款在万元以上的家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物价连续稳定了四十多年。万元这个数目，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讲，是非常令人眼红的。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两块水果糖仅出售1分钱，一斤上好的有机西红柿价格只值三分钱。“万元户”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大体上是由农村专业户和城镇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早期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单干致富。“发家致富”这个几千年来农民的梦想，总算等到机会可以实现了。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许多农民通过种植粮食、经济作物以及经商、打工等方式，使家庭年收入超过了1万元；城镇居民则通过经营个体生意使年收入也超过1万元。在那个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年代，“万元户”就成了全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当时，每个地方“万元户”并不是很多，因此“万元户”就成了当时富裕户的代名词。许多地方还给“万元户”挂红花，在全县大会上予以表彰。

　　万元户，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代表了当时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最直接、最明显的目标。一些地方甚至以“万元户“的多少来衡量当地的发展速度，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村、“万元户”乡镇等。

　　“万元户“的由来，始于新华社的两篇报道。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通稿《雁滩的春天》中提到：1979年末，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作“万元户”、“村里的高干”。1979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一家植棉纯收入10239元的事情，先后被国内外50余家新闻媒体转载采用。自此，“万元户”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当时，笔者正在济南山东大学读书，假期回到村里，听说谁谁成了“万元户”我都是非常羡慕的。

　　“万元户”的出现，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构想，为此中央对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作了较大调整。在农村，推行农业承包责任制。一些农户靠个人或全家的埋头苦干，加上懂技术善经营，迅速成为农村致富尖子；在城镇，企业实行层层承包，按劳分配；一批接一批的城里人或迫于生计压力，或为了实现人生价值，纷纷“下海”，从事个体工商业或者开公司。有了国家政策作保证，人们不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再担心劳动所得会化为乌有。

　　1981年，中央明确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对个体经济重新定位，个体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1982年12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从此，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认可。

　　个体经济，说白了就是单干，这需要单干的个体有一定的能力，主要是对市场的把握能力，还要有一定的管理水平。当然，要想先富裕起来，不能排除一些所谓的能人采取潜规则办事，这样就出现了竞争的不平等。今天，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当年先富裕起来的人，除了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可能重新返贫外，有些富甲一方成了亿万富翁，有些进入政界，有些则移民海外。遗憾的是，很多先富户对当地的穷人漠不关心，“先富带后富”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

　　二、尘封的历史人物

　　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当年十分风光的万元户吧。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健在，有的则可能已离开人世了。从他们身上，我们还多少能够找到一些时代的痕迹，他们的人生道路充满的是酸甜苦辣。从旧报纸堆里，我们找到了如下当年万元户的身影。弹去灰尘，我看到了他们当年的精神面貌。黄新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他可是全中国数亿农民艳羡的对象。1979年2月，人民日报以《靠辛勤劳动过上富裕生活》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1978年靠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得和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达1.07万元，扣除家庭副业的成本，纯收入为5900多元。这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农民万元户[1]。一时间，全国各地或亲临、或来函，向黄新文请教致富经的络绎不绝。养猪让农民成为“万元户”放在今天一点都不新奇，而在当年则是了不得的大事。当年公社社员黄新文采取的养猪模式，还远没有今天这样高度集约化，饲料人工化，没有太多的饲料添加剂，生产出来的猪肉按照今天的标准，应当说是有机猪肉。当时，农民付出的几乎都是汗水。事过34年后，现在的养殖模式付出的是资本，生产出的猪肉连他们自己都不吃。因此，现在上了年纪的一些人还是非常怀念当年的“万元户”的。

　　赵淑兰 是山东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大队的一名社员。山东临清县人杰地灵，近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季羡林都是临清县人。1979年，赵淑兰带领全家勤劳致富，当年家庭纯收入就达10239元，盖起了新房，还添置了自行车和缝纫机。赵汝兰一家成为山东省首个见诸报端的“万元户”。大众日报对赵淑兰的事迹报道如下[2]：

　　“1979年冬天，村里把地承包到各户，她老两口，光泽他兄弟4个，还有两个妹妹，再加两个刚过门的媳妇，共10个劳力，承包了21亩地，第二年又开垦了9亩荒地，总共种了30亩鲁棉1号。当年，每亩地收棉花110多公斤，30亩地一共产棉花3300多公斤，每公斤棉花平均卖到5块2毛钱、总共卖了17000多块。除去棉种、农药、化肥、柴油等投入，净落1万多块钱。从那年起，她家不愁吃不愁穿了，添了5辆自行车、3台缝纫机、2块手表、1个座钟、2台收音机，1982年，又盖了6间新房。后来直到现在2008年，她还一直用着28年前买的‘北极星’牌座钟。”

　　“赵汝兰是村里有名的‘老上访’，初包产到户时顾虑重重。28年前新华社记者采访她时，她说：‘过去上访尽是为政策的事，轮到上河工，年年都有俺爷儿们的事，可没见一分钱工资，有时连饭也不管。集体欠老百姓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今年春天闹分田单干，俺儿媳还哭了一场，她不是想捆在大堆里过，就像黄豆芽似的，一个个长得又瘦又长，没有好样子。她愁的是队里欠的多年结余款400多元。队分了，这钱不就随黄河水淌了？没处要了。我找公社上访，公社说包产是你自个村愿意搞的，又不是上级逼迫的。回到村里，俺儿劝俺超支能超上天，盈余只划个圈。搞集体有啥可留恋的。你住院看病，到队里支个50块钱也拿不到，那个400元就当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个劳力只要公家真的让包产到户，说不定年底就能挣个千儿八百的。从头过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强。听俺儿这么一讲，我也通了，不上访了。可不，一入秋，钱就像流水似的，10个800元也来。俺现在啥也不稀罕，只盼望上头这政策能多行几年，让老百姓有吃有喝。’”

　　当年，记者走进赵汝兰的老三家中发现，地面铺设着地板砖，屋顶精装修，崭新的沙发，洁净的茶几，新潮的家具。旁边的偏房是厨房和洗澡间，院内种着月季和冬青，有花有草，生机盎然。记者用妙笔记载下了当年农民“万元户”富足的生活，即使放在30年后的今天，那样的农家装饰也不落后。

　　徐金生1981年，徐金生成为了南京市浦口区第一个万元户。泉东村的村民韩孝忠还记得当时徐金生的风光：中央的人都过来参观，在全市的致富会议上讲话，拍了数不清的照片，每个星期都收到慕名者写来的信。韩孝忠在一旁说：“拿出来拍，这是荣誉，你是我们江浦带头致富的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时代的变迁，可能根本用不着三十年。徐金生老人在记者面前，往往是往事不愿意再提。从他低矮的小杂货店里出来，四下绿油油的苗木簇拥新楼。

　　上面提及的几个农村人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算不了什么，但是他们的事迹之所以被当时的媒体追捧，是记者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了时代的脉搏。“万元户”这个令城市人也十分羡慕的人物，有些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百万富翁”，是十分风光的。毕竟农民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允许农民勤劳致富，“百万元户”还是以后的事。从那些个普通的农民万元户当年灿烂的笑脸中，我们还依稀看出农民对中央政策是十二分地满意的。

　　三、“万元户”淡出公众视野

　　在那个一斤粮食不到两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年代，农民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在逐步提高，“万元户”也就不再是最富裕的人家了。进入21世纪，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万元户”的说法已演化成了“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的调侃。这一变化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更反映了人们对财富追求欲望的无限放大。

　　“万元户”消失时间是在1997年前后。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人民币失去了连续三十年稳定地位后，农民手里那点钱再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地方了。1996年春季，我是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度过的。记得和一些中国学生学者聚会时，还偶尔听到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提到“万元户”这个名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尽管我当时的年收入还不到万元，我出国时国家以及美国的合作单位给的费用折合人民币每个月就超过万元了，由此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调侃，说我也是“万元户”了。我就告诉他们“万元户”已经不很新鲜了，国内很多人的收入已经超过万元，已不是他们当年出国时的情景了。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普遍都不富裕，“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但是，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年入万元就不是什么高收入了。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这样，家家就都成为万元户。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大部分农民家庭收入可能过了官方统计的万元标准，实际上地区分布是很不均匀的。至少在2004年前后，我到云南的农村考察，那里一些傈僳族农民家庭收入还只有区区几百元。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农民手里的钱毛了，即内地的“万元户”手中的购买力不如傈僳族手里的几百元。这是因为，傈僳族使用的土地、水、燃料、木材几乎都是不花钱的。

　　“万元户”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就成为了历史名词。虽然在现在的人看来，万元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万元户”是很多人追逐的梦想。在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很快就突破了万元，甚至十万元，但万元户已深入人心，也印证了人们致富的强烈渴望。

　　到了上世纪90年代，笔者就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万元不算富，十万刚起步，百万才是真正富。”这句流行语，是当时中国人拥有财富的真正写照。但一些不为知之的事实是，当人们手中的钞票越来越多的时候，各种花费也越来越大，原本免费得到的水、健康、食物，以及基本免费的教育、医疗、住房，现在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取得，且随着城市收入人群的不断增加，靠勤劳致富的农民被边缘化了。他们重新成为了穷人，甚至连吃饭都出现了困难。

　　四、万元户成欠债户

　　改革开放之初，政策因素将农民长期受压制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出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农民固有的自私行为，一些人多出工不出力，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后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那些有力气的农户不愿意与那些老弱懒的家庭合作，单干在短时间内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好景不长，农民的这种生产积极性在强大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面前，很快被击溃。没有合作的力量，单干的农民重新回到贫困，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万元户”。

　　2013年春节，我与农民们聊天，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蒋文强，我的初中同学、当年的万元户，2003年的年过得很凄凉。他背了20万元的债务，已基本没有能力继续发展生产。生活都出现了困难，春节是向亲戚们借了300元买了点简单的年货度过的。

　　蒋文强是当地有名的种地能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熟练的拖拉机手，还会养猪、养牛。农村联产承包刚开始的时候，即上世纪70年代末，曾辉煌一时。他1978年初中毕业就回村当了农民，由于会经营，1979年就买上了拖拉机，1980前后就有2万多元的存款了。大家都知道，33年前的2万元，其购买力是能抵现在的100万元的。我的这位同学是农村经济改革的首批受益者，是当年令人眼热的“万元户”。

　　过去30多年中，蒋文强依然十分勤快，而且付出得更多了。为什么当年的“万元户”，返贫成了“举债户”呢？ 原因是由大环境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政策造成的。经过详细的了解，初步了解到蒋文强返贫的原因如下：

　　一是坚持务农。当村里很多人外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大连、临沂打工，传回来年收入远比在家种地强的消息时，我的同学并不为之心动，而是坚定地守在农村生产第一线。他将父母的土地还有农民不愿种的土地接过来经营，继续开拖拉机挣钱，同时养猪还养牛，积累了一个价值17万元的大院子。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辛苦努力并没有使他银行里有多余的存款，而是经常入不敷出。其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城里人的工资那样成百倍地增长，而是几十年来变化相对很小。33年以来，小麦玉米价格仅上升了5倍，远不如货币贬值的速度快，而期间城市工作人员的工资上涨了200-600倍！他现在再挣回2万元，其购买力连当年的200元都不到。因此，谁从事农业谁吃亏。那些聪明的农民将土地撂荒，进城打工每年可得到2-3万元的净收入，相对于在家农民经营10亩地的收入。而前者要轻松的多，后者则非常辛苦，一年到头都不能停留，还不能生病。

　　二是医疗风险。农民长期从事有一定风险的农业，不生病不出事故是不可能的。当年“万元户”蒋文强，就因搭建牛棚摔断了胳膊进了医院。农民进了医院就由着人宰割，高昂的医疗费用中，很多花费是与治理无关的（如没完没了的各项检测）。为治理胳膊，老同学花了近5万元。祸不单行，蒋文强的儿子在外面打工做电焊工，年轻人不懂得劳动保护，火星迸进了眼睛，治眼伤花了3万多元。工地老板以年轻人没有戴防护面罩为由，拒绝支付工伤费，他们只好认倒霉。

　　三是孩子结婚与生子。农村给孩子定亲办婚事的费用越来越高，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促成了费用升高。以见面礼为例，上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其寓意为“千里挑妻”，到上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到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了，又翻了3倍。美其名曰 “三生有缘”，说什么年轻一对、丈母娘一对、公婆一对，聚到一起就是缘，其寓意俗不可耐。如果男方拿不出见面礼，女方扭头就走。盖房、定亲、结婚、一直到生子，费用最低15万元。蒋文强就一个宝贝儿子，这在农村是少有的，因此对孩子就十分疼爱。为了给孩子娶媳妇，非常舍得花钱。孩子从定亲到生子，将其所有的积蓄都搭上了还不够，只得去使高利贷。

　　四是养猪赔钱。农民越穷就越想翻身，而违背自然规律的种养殖方式增大了挣钱风险。蒋文强2012年养殖了50头猪，养殖时间从原来的一年多缩小到不足4个月，猪很容易生病死亡。本来想发一笔，不料遭遇猪瘟，大部分猪死亡，净赔3万元。

　　五是为银行挣钱。由于医疗、孩子娶亲、加上养殖出现的灾难，蒋文强为了在经济上翻身，只好冒着更大的风险去使高利贷，年息高达12%，以不动产做抵押，同时还要有亲戚担保。为了还银行利息，只有起早贪黑地干。这样，其收入的一大部分要还银行利息，等于为银行打工，贷款越多利息就越高。

　　以上原因造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万元户”，沦落为今天的“欠债户”，是典型的老实农民被逆淘汰。几十年来，蒋文强为国家贡献了几十万斤粮食，出售了一千多头猪，一百多头牛，而今他已一贫如洗。来年的出路在哪里呢？也许老两口加上新婚的小两口不得已进城去打工。对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农民，将含泪告别养育他的土地，告别他辛苦积攒起来的农家大院，进城去打工，从此铁将军把门。

　　当年的“万元户”，变成今天的“负债户”，这在私有制经济中是很正常的事精，这是两极分化的产物。公有制的公社集体的社员，分田单干变成小农经济以后出现的“万元户”，大多数是暂时的，也就是短命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走坚持集体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从正面证明了毛主席农业合作化道路正确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出路，也必定重走社会主义的合作化道路。

　　[1]徐兵。 2008. 访新中国第一个农民万元户——黄新文。 中山商报， 第1139期 A1版。

　　[2]宋庆祥、肖国宾、孙维华。2008. 赵淑兰：种棉致富的“万元户”。大众日报， 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