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400多亿用来三公消费 够吗？

即便是“估算”，也不该是400多亿

按照部长的估算方法，三公经费应该是700多亿

楼继伟部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央财政三公经费去年是71亿多……，中央财政2万多亿支出，全国财政15万亿支出，按这个倍数来估算，全国的三公经费大概是400多亿。”

以中央财政三公经费来推导全国的三公经费，这不严谨。当然楼部长也特意强调这只是“估算”，“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

然而，即便按照这个估算方法，得出400多亿也是有漏洞的。2014年中央本级支出22569.91亿元，这里面有8082.88亿元是军费支出，所以“71亿多”的中央三公经费支出不是从全部的22569.91亿元中出来的，而是从扣减军费后的14514亿中出来的。而全国扣减军费后的财政支出是154849.74亿元（全国财政支出）-8286.27亿元（全国军费支出）=146563.47亿元。146563.47是的14514的10倍，所以按这个倍数来估算，全国的三公经费应该是700多亿而非400多亿。

此外，估算的基数是财政拨款，而三公经费不是全部来自财政拨款

所谓的“中央财政三公经费71亿多”，是指财政部拨给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但是中央这些单位并非只有财政拨款可以用作三公经费。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它不是财政拨款单位，它的经费来自于“依法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在财政预算表中列为“其它收入”）”。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从这“71亿多”中拿到一分钱。但其仍有不菲的三公支出。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三公经费预算为5.39亿元。

再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例，其三公经费全部来自于每年收取的工会经费，而非财政拨款。

所以“中央财政三公经费71亿多”，不代表中央部门就只花了这71亿多用作三公。中央部门的收入除了财政拨款外，还包括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3项（有的部门这3项收入占到了预算收入的90%以上），这3项的钱也可以用作三公支出。

更何况很多三公经费已经转嫁给了“下属单位”

中央部门三公的开销还不止上述这些，很多开销是“自己花钱、别人记账”，尤其是“下属单位”成了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的重要承担者。

比如审计署2013年对45个中央部门的审计发现，有20个部门将出国费用转嫁给其他单位。比如2013年4月，有网友拾到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去京郊吃喝玩乐的行程单，这次吃喝的费用就是由福彩中心下属企业中彩印制负担。

福彩管理中心这次公款吃喝由下属企业埋单

最后，一些三公支出可能会被“保密”掩盖

外交部是少数几个不公开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理由是“保密”。那么中央财政三公经费这“71亿多”中是否包含外交部的经费，也就存疑。

而根据常识，外交部的三公经费应该不是小数目。比如前驻法大使赵进军曾表示，“（我们）认为大使代表国家，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

总之，如果算上林林种种的三公经费，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应该远不止“71亿多”，以中央为基数推导全国，那么全国三公经费就远不止400多亿，当然也不止700多亿。

“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是必然的

全国的三公经费，部长说不清，也没人能说清

有不少媒体和评论员反问，既然你说3000亿是胡扯，那么倒是给个准确数字啊。可这真的难为部长了，全国三公经费是笔糊涂账，而且也没有搞清楚的现实条件。

先说糊涂账。在2006年，媒体曾经热议过一次三公经费“3000亿”，源头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一组数字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

注意课题组这里也是引用了数字，那么“公款吃喝3700亿元”来源何处呢？可以追溯到《中国改革》2006年第一期的一篇文章《构建和谐社会：务必着力降低执政成本》。该文作者“千里马”是安徽省政协委员、省国税局原局长。但是“千里马”从哪里得来“公款吃喝3700亿元”，就再没有追溯到。

除了“公款吃喝3700亿元”，被广泛引用的还有“每年公车消费3000多亿元”。如早在2003年3月8日新华网刊发的《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就提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这个说法的源头是当年全国政协第225号提案，据提案的起草者、民进江苏省委参政议政处介绍，“（提案）初稿是一位姓谢的会员写的”，而材料来源是“在网上搜集的”，具体情况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除了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还有“公费出国3000亿”的普遍说法。如《同舟共进》杂志2005年12期的一篇《从五大浪费“黑洞”看节约潜力》，写道“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显示，1999年的全国财政开支中，干部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费用(3000亿元)。”然而《中国统计年鉴》实际上并不提供公费出国的数字。

可见，“三公经费3000亿”实际上是指广泛流传的一组数字，即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各耗费约3000亿。但是这组数字每一项都不可被证实。

因为“3000亿”的说法愈演愈烈，2006年人民网曾经就此采访过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有关科目数据，可以对公车消费、出国费用等进行初步估算：2004全年公车消费大约为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大约为172亿元、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以上三类开支合计1201亿元。但是根据该负责人的估算方法，可知这个估算也非常不严谨。不过这也侧面反映了“400多亿”有些离题万里，因为2004年全国财政支出28487亿元，2014年财政支出是2004年的5.4倍，三公经费反倒只有2004年的1/3？

仅中央单位的都很难算清，遑论全国

再说三公经费没有搞清楚的现实条件。这从中央部门的情况就可见一斑。

自从2011年要求公布三公经费以来，中央有95个单位已经在按时公开三公经费。但是翻看这些公开，可以发现特点是杂乱无章。首先，三公经费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所以各个单位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公开，经常出现不同单位公布的同一类数字反差很大的情况。其次，有的单位只公布来源于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比如工信部；而全国总工会由于没拿财政拨款，所以公布的三公经费直接为“0”。第三，大多数公开都非常粗略，难窥细节。最后，帐是很容易“做”的，这种公开有多少公信力，能反映多少实际情况，都非常存疑——反正它是这样公布的，我们信不信都没办法。

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粗略且不全面

归根结底，在财政公开、人大监督等基本制度建设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想要搞清楚三公经费的准确情况，是不现实的。

国企的三公挥霍同样严重，但更难测算

老百姓对三公经费之所以敏感，是因为这三项经费过度消耗了公共财产，通俗点说就是“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一屁股坐掉一栋楼”。而“一顿饭吃掉一头牛”的也不只是行政事业单位，国企同样是三公挥霍的重灾区。

2013年，珠海市国资委前副主任、格力集团总裁周少强被曝光一顿饭吃了3.7万元。但是事后餐馆帮忙把3.7万元的单子做成4千，当地国资委纪委还做了假调查。2014年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被调查后，香港媒体曝光其在职期间，常在香港湾仔的华润总部宴会厅宴请政商权贵，豪吃22头吉品乾鲍、苏眉、冬虫草炖汤等名贵菜式，更豪饮每支约8万至12万元的法国勃艮第顶级红酒，估计每餐最少花费60万元。

格力集团总裁的天价餐

这种挥霍同样触目惊心，但更难测算。比如周少强的那顿天价餐，虽然计价3.7万元，但实际是免单的，因为餐馆本就是国企旗下的会馆。

结语

中央重拳反腐，三公经费连年压缩，这都是可喜的变化。楼部长不回避尖锐问题的开诚布公态度也值得赞赏。但是搞清和根治三公问题，尚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建设的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