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好几项辛辣提问，都涉及到财税领域。
一是关于税收法定的问题。
今年，财政部“随意”上调成品油，全国人大是否未尽责，如何落实税收法定的原则，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税收法定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现行正在修订的立法法草案明确，税收基本制度立法权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的，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二是关于中央与地方事权调整。
按照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央地事权调整虽属较后推进的改革，但随着立法法的修订，今年在小范围内有望取得实质进展。
傅莹在发布会上表示，现行立法法草案中，为适应城镇化建设和改革需要，涉及到比如城市管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这方面的法律，立法权将下放给地方，这样能更好地调动地方积极性。
此外，今年1月1日实施的新预算法究竟会带来什么效果，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新预算法的落地，需要注意什么事项?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又该如何推进?税制改革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带着这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
新预算法需再次修订
《21世纪》：2014年财税领域有多项改革，尤其是新预算法的修订通过。目前释放信号显示，预算改革似乎要以“预算公开”为抓手来推进，在预算改革落地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蒋洪：新通过的预算法，相对原来的预算法，有所改进。但关键环节改进有限，还末达到有效依法地管理预算的目的。
具体表现在，有关预算公开、预算完整性、预算编制、预算审批前的支出权、预算审批后的调整权等很多条款，都有一个基本倾向，给予行政部门过大的预算支配权;这使得人大审批管理预算的权利受到限制。
现在强调预算公开，但公开到什么程度，公开可以是一个数字，也可以是更加详尽的信息。由于预算法没有做出规定，这会使得执行过程中的公开“大打折扣”。
《21世纪》：预算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即细则出台后，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蒋洪：细则是一个实施条例，实施条例是由行政部门自己来制定的。立法部门必须把法律底线说清楚，其余的事情才交给行政部门自己制定。
预算法本身应该对预算公开有更多的规定，现在法律上没说清楚，不具备可操作性。比如，预算公开，应该公开到什么程度，法律底线是什么。
现在要做的是，继续修改预算法，否则预算的很多改革，顶层问题没有解决，改起来的困难很大。
《21世纪》：立法程序启动较慢，再次修订预算法恐怕短期难以实现，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
蒋洪：法律不是说今年修法了，五年十年之内，就不能动这个法律。凡是有需要，都可以修改。这要看人大是否认为有必要，认为重要的就可以修改。
目前能做的，是要尽快再次修法。在没有修法前，行政部门提出的信息公开要求，需要经人大立法机构审议。换句话说，法律上没有规定，授权给国务院来制定实施条例，但这个条例应得到人大的认可，人大、社会、公众都应参与提供意见。
事权划分需厘清决策标准
《21世纪》：对于各界很关注央地间事权划分，您怎么看?
蒋洪：事权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分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
央地事权划分上，哪种分配是合适的，取决于评判标准。哪些事情地方要委托给中央，由更大的集体来承担，这个究竟是由地方共同来商议决定，还是由中央决定，这在事权划分上很重要。
如果这些原则性问题是清楚的，即决策标准、评判标准是清晰的，哪些事权归上级政府，哪些事权归下级政府，自然是清楚的。如果决策机制、标准不清楚，要划分清楚事权自然很困难。
降低宏观税负水平
《21世纪》：在税收改革领域，除了大家关注的税收法定原则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蒋洪：要把总体税负降下来。前提条件是，清理下政府的各项开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哪些领域应加大支出，哪些应该缩减支出。
这涉及到信息公开，通过信息公开，明确政府支出的范畴。之后，再来讨论该收多少税，才能评判现在的税是多了，还是少了。
对于税收领域的改革，第一位的是收多少钱，政府征多少税是恰当的。第二位的问题才是，用什么方式来收税，比如是流转税多一点，还是所得税多一点。
财税改革需国家治理改革配套
《21世纪》：相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财税改革站在什么位置，是否要其他配套来推进?
蒋洪：当然，财税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是关联的。政府做事，离不开钱;钱的决定方式和做事的决策方式，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出现，钱由一拨人决定，干事由另一拨人决定。
财税改革跟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紧密相连。只改一个，不改另一个，是不行的。如果财税要改革，要实现法制化管理，那政府决策也需要进行法制化管理。只有当政府依法决策，财税改革才能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