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耀：房地产税立法正在研究过程中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由全国人大牵头、财政部配合的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正在研究过程中。
“人民群众的要求、大家的关注一定会在其中得到反映。”朱光耀没有给出立法的具体时间表，但他表示全国人大有一个科学的安排，立法程序要按照安排进行，一定会充分听取和反映民意。
贾康：加快环境税立法、尽快推环境税改革
贾康认为，以环境税和“税制绿化”为代表的绿色财税制度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能源安全和资源节约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方式，更是减少环境污染改善民生的直接要求。我国现在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现行的环保排污收费政策征收标准偏低，范围过窄，整体环境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相关税收优惠也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环保效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贾康提出加快环境税立法、尽快推进环境税改革的建议：
其一，顺应总体财税改革的方向和部署开征环境税。在保持宏观税负稳定前提下，一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选择一些特定税种削减其税负水平，比如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另一方面通过结构性加税，即开征环境税弥补减税带来的税收收入减少。从而在稳定宏观税负的同时，实现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以开征环境税为切入点，还可促进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事权财权关系，未来环境税收入归属和使用上应当更多向地方政府倾斜，由地方政府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以及监督企业减少污染排放的职责。
其二，抓住有利时机加快立法争取尽快实操。近期和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煤价油价的下行，使通胀压力缓解，也提供了开征环境税的重要时机。此时开征环境税，企业更容易消化，因而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运行成本上升，对宏观层面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较小。同时，因为环境问题凸显，民众对出台更多保护环境措施的呼声很高，配之以公共宣传，还可以更加突出环境税作为有效的减排政策工具的角色作用。
其三，通过开征环境税，引发相关的行政、司法、社会管理体制的“法治化”配套改革。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环境税的开征，取代现有针对排污的行政性收费，将其与部门利益脱钩，以及更加规范地使用税收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不仅会使保护环境的税收调节更加合理、透明和有效，也会对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关于税收资金使用，可以在税法中表述为原则上用以促进环境保护，相应于此可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协商机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其四，做好开征环境税的公共宣传工作。环境税设计和征收涉及复杂的体系，与企业运营和公众生活都息息相关。应利用多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对环境税法和改革方案进行细致和系统的宣传。一方面这可以促进更有效地收集企业和公众对于环境税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税改方案;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企业和公众对于环境税及其影响的顾虑，从而减少征税阻力。
贾康：房地产税立法不应拖过2017年
随着不动产登记的启动，房地产税成公众关注的热点。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房地产税立法应该加快，不应拖过2017年。
贾康表示，房地产税应加快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纳入人大立法程序的时间节点非常重要，一旦进入程序，从一审之后，就要征求全社会的意见，一起使这个法成为一个“良法”，并逐步在动态中间优化，这是非常艰巨的改革任务。他同时认为，应于2017年两会期间提交人大审议通过。
对于房地产税征收方式，贾康特别强调，中国的房地产税不能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任何人都要给“第一单位”扣除。至于“第一单位”是一套房，还是人均多少平方米，在技术支撑上都没有问题，因为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已经启动。这两个方面各有利弊，到底选取什么样的路线，一定要在立法中充分考虑，寻求最大公约数。
针对不动产登记制度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行的舆论，贾康表示，不动产登记对于房地产市场空置房的出租或出售，可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出售，有些有多套房的人可能心里不踏实，赶快卖掉是有可能的。但从中国长远来看，城镇化才刚刚走到了不到一半，真实城镇化水平还不到40%，调整到位后，以后的发展一定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总体来说不会因为不动产登记这个因素导致房地产市场就一蹶不振。
莫言：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范畴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莫言今年带来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来自他的家乡山东高密，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家乡朋友和老百姓的意见，提案的建议着眼于农村的学前教育，建议国家将学前教育纳入到免费教育的范畴里。
莫言认为，学前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就连广大农村都有了这样的共识。但农村学前教育的普及率不高，存在院舍的建设不达标，教材、娱乐器材不配套，老师的水平参差不一，幼儿教学的理念也不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等问题，他建议国家从立法层面等给与农村幼儿教育建设关注。
俞敏洪：养老保险费率应尽快适度降低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对我国现行社保政策进行适度调整的建议》的提案。在这份提案中，俞敏洪表示，我国现行社保制度中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过高，缴费基准过高，计算方法不科学。他建议，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尤其是占“大头”的养老保险费率，“养老保险费率应尽快适度降低”。
今年2月25日，国务院确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失业保险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这为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打响了“第一枪”。
俞敏洪在提案中写到，此举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但由于我国社保缴费比率合计超过41%，仅1%的降幅对大多数企业和员工而言，减负作用甚微。
俞敏洪援引人民网的一项调查称，认为我国社保缴费率“过高”和“较高”的网友达到了79.38%。
提案指出，目前，“五险一金”中“五险”部分的社保费率企业为29.8%，个人分担缴费合计近工资的41%。如果再加上公积金，这个比例将超过60%。
同时，提案指出我国目前社保缴费基准过高，且缴费基准各地每年10%以上的刚性增长，超过了大多数企业盈利增长的速度，“高费基加高费率，使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感到负担沉重，难以承受。”
俞敏洪还在提案中建议：“尤其应尽快加大政府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贴力度，规定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抽取固定的比例，转移到社保基金中来，改变长期以来由企业和个人为主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式。”
张天任：电池消费税，免征吧?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日前提交《关于免征电池消费税/降低税率及调整征收环节的建议》。他表示，电池消费税的征收，将造成国内电池工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面临被压垮的局面，不仅会使相关电池企业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也将严重影响到中国电池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遏制民族电池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据了解，由于过去近二十年电池产业的高速、低成本扩张，国内电池工业产能目前处于较严重的过剩，加上国外品牌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整个电池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盈利水平低，行业基本处于微利经营的整体困难局面。统计显示，2014年全国电池行业主营收入平均利润率仅有4.37%，比全国轻工业平均利润率低约50%。“一些大型企业由于持续的技术装备、环保设施升级，投入大、环保设施运行费用高等因素，部分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张天任说。
到目前，全行业亏损面继续加大，亏损额明显上升，其中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额占了68%;从行业龙头企业和国有企业2014年的业绩看，多处于微利状态，如果再征收4%的消费税，企业经营更加困难，市场丧失，并将加速压垮整个行业。
他解释，电池大多为消费类产品，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部分小规模企业，因可不开具发票而不用缴纳消费税。征收消费税的政策客观上更支持了小规模企业和非规范企业的发展，对大型骨干企业的健康发展更加显失公平。
此外，他还认为，征收消费税，也会导致税负最终由消费者分摊，现在骑电动车的人大多是中低收入的人群，企业如果把税负考虑进去，加价的话，就要增加这些消费者的负担。
他还建议，退而求其次，建议调低电池消费税征收税率(1%～2%)，以缓解目前民族电池工业国际竞争优势不强、行业规模骨干企业普遍盈利太低、亏损加大的实际状况。
宗庆后：减税降费提振实体经济
1月，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为-4.3%，已连续35个月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也仍处于较低水平，实体经济之困可见一斑。实体经济困境症结在哪里，如何化解?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从成本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税负比较高，企业除了要承担增值税、消费税等之外，还要承担25%所得税以及内资股东20%、外资股东10%的红利税，这样算下来，一般实体企业的税负要达到40-50%以上，企业怎么还有资金去进一步发展。
二是向企业收取的社保费用比较高，造成人力成本也越来越高，而向企业收取的各类费用也是过多、过高，根据我们公司初步统计，此类费用林林总总有四、五百项。
三是企业用地价格太高，一块工业用地，每亩就要一百多万，一般实体经济企业很难承受。
四是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
另外，针对税费高企给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宗庆后认为，负担过重所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赢利水平低甚至亏本，根本难以生存。由此带来劳动力就业困难、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减少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企业负担太重，赢利水平低，搞科研的经费也会受限，转型升级就会很困难，也不可能给员工增加工资。
针对上述问题，宗庆后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与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不光要降低实体经济的税负，还要解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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