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已公布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现在这四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有多少？控制目标又是多少？按照目标，未来五年，这些地方的常住人口增长、落户的空间还有多大？
北上广深划定人口“红线”
北京提出，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首都核心功能显著增强。
△资料图：北京地铁四惠站早高峰
上海明确，“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落实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要求，统筹人口与产业发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广州提出，明确全市人口规模合理区间。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控制在920万人以内，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
深圳也明确，严格控制城市整体人口规模，优化人口户籍结构和素质结构，构建超大城市人口与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城市治理、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联动调控机制。到2020年，全市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未来五年落户空间还有多大？
按照当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未来五年，这些城市的人口增长空间还有多大？根据当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70.5万人、2415.27万人、1350.11万人、1137.89万人。
据此计算可知，未来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今年年初，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7.9%。2013年末，北京市户籍人口1316.3万，比2012年末增加18.8万。2014年末，北京市户籍人口则为1333.4万人，比2013年末增加17.1万人。可以预测，未来落户特大城市还是具有相当难度。
特大城市“城市病”严重 要用有效行政手段治疗
国务院参事马力说，特大城市由于资本回报率高，产业聚集度高，就业机会多，吸纳人口能力强，所以大量人口向这些区域集中。但大量人口的涌入超过了城市的承载力，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小压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表示，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个最优规模，需要基于现有的土地、水等资源存量，基础设施条件，教育、医疗、住房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垃圾处理能力等因素来确定。只有达到最优城市规模，效益才能达到最大。超过或低于最优规模，效益就会变小。
然而，实现人口的调控目标，面临不小压力和困难。由于特大城市产业集聚度高、信息流通快、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对人口吸引力大，产业和人口不可能自动搬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要解决特大城市的“城市病”，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提高进入特大城市的门槛，来减少外来人口带来的冲击。这四大城市提出严格控制常住人口总量，也是响应国家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要求。
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 才能根本疏解特大城市人口压力
对于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在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北京提出，严控城六区人口规模，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严格控制居住和产业用地规模等方式，逐步降低人口密度。2020年全市城乡建设用地控制在2800平方公里以内。
上海提出，更好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以产业升级调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调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进人口合理分布。中心城区坚持“双增双减”，严格控制住宅用地和建筑总量。到2020年，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量实现负增长，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内。
马力认为，最终要实现城市人口调控的目标，根本是要调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产业和就业，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并培育和建立大量的“反磁力中心”，要通过在这些城市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便利和公共服务，引导不同人群自愿在这些中小城市安家工作，从而实现人口的真正疏解。
“目前城市之间存在级别差异，谁的级别高，谁就能动员更多的资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负重，而中小城市发展滞后。”曹和平建议，尽快取消城市级别，在财税、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分配方面适度向新兴中小城市倾斜，使得人们在中小城市生活的机会成本不低于大城市，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从而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