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彭丽媛的设计师如何衣以载道【传奇】

 

马可，一位中国服装设计界最顶尖的设计师，厌倦了此前令她成名的流水线成衣，只想制作真正手做的衣裳。无论是为第一夫人定制服装，还是挖掘贵州乡村妇女的传统手工艺，都是她试图影响国民价值取向的尝试。

 

第一夫人的穿着代表着价值取向

 

听起来不可思议，当2013年的年头，第一夫人彭丽媛找到长期隐居在珠海的设计师马可女士，邀她为其设计一系列后来用于国事访问的定制服装时，马可曾一度考虑过拒绝。

 

拒绝并非没有足够的理由， 2008年之后就几乎销声匿迹的马可此时已开始在北京选址，决心在这一年正式推出她苦心孤诣筹划多年的品牌—无用。“当时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必须尽快回复是不是能够接受做这个事情，我不大愿意停下来，因为无用的进程就是刚好在的计划里，也正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间了。”马可对记者回忆说，她答复对方说自己要考虑一下。她考虑了两天。

 

“无用团队人数不多，要做就必须全力以赴，而无用的面世时间也就必须推迟。”马可说，做设计师这么多年，她太明白了，服装风格后面其实是价值观。最终她说服了自己，“第一夫人穿什么在中国来讲它是一个价值导向的事情，如果第一夫人穿国际名牌，那么全国人民都跟着穿国际名牌；如果第一夫人穿的是非常简洁朴素的东西，全国人民也都会跟着穿，这一点我有些预感，我知道第一夫人会有一定的影响力，她的穿着风格定位，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向国人倡导‘过自求简朴的生活’这不正是我期望通过无用去实现的吗？”

 

接受采访时，马可措辞谨慎，只愿吐露部分细节。做，意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具体如何设计，双方已有多年默契，“我不是那种可以违背内心的设计师。”一个多月，马可带着团队赶制出数套出访服装。设计延续了马可一贯简洁质朴的风格，没有夸张的造型和夺人眼球的色彩。彭丽媛随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首次亮相，那件深蓝色的束腰大衣和线条利落的手袋即出自马可之手。

 

马可心存高远，意欲影响一个国家和时代背后的价值取向；她又处事低调，对此保持沉默是性格使然，并非自高层授意。袁仰涵是马可工作室的仓库主管，一位湖南姑娘，跟随马可已经10多年。她告诉记者，马可曾开会，严禁员工对外谈论此事。“不理解，我觉得做了就做了，为什么不能说呢？”袁负责把第一夫人的衣服打包邮寄，“东西发过去，我特别开心，然后马姐说，你怎么比我还要激动？”

 

在此之前，马可已经是外界公认的中国服装设计界最顶尖的设计师。这不仅指她所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的业内奖项以及国际认可，2008年，她又成为首位进驻巴黎高级时装周的中国设计师。2013年3月彭丽媛作为第一夫人的首次亮相，令马可的知名度溢出原本的堤岸流向更宽广的地方，民间又称她为“国母的设计师”。但一直到一年半后无用生活空间在北京的开幕，马可本人依旧静水深流般专注于自己原本的河道，对名利抱持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冷淡态度。“没有，我从来没往那儿想过，我如果往那儿想，我就不是马可了。我只有两个选择，做跟不做。一旦我选择了做，我脑袋里想的就只有设计。”

 

一位和马可打过一些交道的平面设计师注意到马可身上这种不乏矛盾的气质：马可出身东北却有着南方人柔软的声音和体态，但又处处显示出不被世俗成见所左右的刚强；她渴望自己的设计理念为更多世人所接受但又极度不愿让自己曝光。就像她曾经联合创始的服装品牌“例外”一样，马可参与创造了中国服装设计界的诸多历史，但又和这个名利场奉行的规则格格不入。

 

马可在时尚界完全是个异类：她不像其他设计师有集邮般收集名人客户的嗜好但又为第一夫人设计服装，与此同时却花更多精力在贵州乡村老妇人的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上；她对待员工有着完美主义者的严苛要求但又不问出身地选拔人才仅仅因为这个人足够用心；她耻于谈钱，从不把自己定义为商业设计师，实际上凡是认识她的朋友都认为她是个反商业的设计师，但她为了挽救上一个设计师品牌例外的销售颓势可以接过总经理的担子完成产品升级，甚至准确预测连续3年的单店月均销售额；她开店售衣但不打折促销不准店员推销，反对一切时尚消费文化。

 

凡此种种，当马可向这位设计师说明“衣服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身体来感受的”，并要求这位设计师试穿无用的衣服后再作讨论时，这位设计师只好用“很马可”来形容这一要求。

 

 

只想做与时尚无关的真正的衣服

 

“我不在服装圈里混，也不在艺术圈里混，我不属于任何圈子。”马可对记者强调。她不看秀，不逛街，甚至连时尚杂志也懒得翻。以惜字如金的态度，她谨慎对待媒体，极少接受采访，深居简出，对出镜持有常人难解的抗拒，即便在例外15周年的庆典活动上，身为品牌缔造者的她也没有出席。很多曾在例外工作的员工对她也接触甚少，她的办公室大门似乎永远紧闭，“她就在里面做设计，很少出来，也讨厌打扰。”一位不愿具名的前例外员工回忆，在例外工作3年，他只见过马可一两次。

 

唯一的“意外”是2007年贾樟柯拍摄的纪录片《无用》，镜头记录了马可第一次参加巴黎时装周的经过。在这之后，贾樟柯又找到马可，希望补录一些关于她的镜头，“原来你是在拍电影啊”，马可如梦方醒，她一直以为，贾樟柯只是在拍摄一些内部留底资料而已。4个月后，《无用》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评委会赞誉这部纪录片关注消费时代服装业表象下，中国各类人群的生存状态，马可作为贾樟柯的女主角勾连起整个中国社会的全貌。

 

“没有贾樟柯那电影之前，没任何人能认出我，我好开心啊，我到哪里去都可以，随便怎么样都行。”7月的一天，马可在北京坐地铁，一个年轻的男生凑上来，怯生生地问，您是马可吗？她点点头—有时她会否认，然后迅速走掉—男生很惊讶：“真没想到啊，你也会坐地铁啊？”“那你觉得我应该坐什么呢？”“反正你不应该是坐地铁的。”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坐，而且我经常坐。”马可笑着回忆，那天她从兜里掏出公交一卡通：“你看我还有月票呢。”

 

彭丽媛身着马可定制服装亮相莫斯科的第二天，中国A股市场相关服饰概念股出现大幅度增长，一只股票甚至涨停了。媒体很难和她约到采访，只能写各式各样的专栏填版。薄荷糯米葱中国设计师店投资人洪晃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回忆上次见马可还是在6年前的巴黎时装周，马可也没接受她的采访，洪晃“赌气”般地写下：“马可的名言是：你吃鸡蛋非得见下蛋的老母鸡吗？”

 

罕见地在公开场合谈论此事，是在接受母校苏州大学聘请她成为兼职教授的授聘仪式后为学生作的一场内部讲座上。她谈到，与成为成功人士相比，她更喜欢安静的生活，白天工作和照顾女儿，晚上读书学习。一个学生询问彭的事情，她反问，为什么反复提及此事呢？她回忆与彭丽媛第一次见面在2002年的广州，彭通过一位记者的介绍与马可相识，在此之前，她穿马可设计的服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2003年，马可为彭丽媛设计了春晚的演出服。彭丽媛在马可眼里是一位“和蔼可亲、热心于环保和公益”的姐姐，最后，她提醒同学们，做设计要“关起嘴巴、打开心灵”。

 

“后来到南通，好多记者都跟着来问这个事情。她说，如果你们问彭丽媛的事情，我不会回答。”马可的大学老师皇甫菊含告诉记者，曾有3家企业找到她希望和马可合作，“她都让我婉言拒绝了。”

 

马可在珠海城边的工作室还是被一些人发现了。一个从北京来的男孩在门口守了3天，希望能为马可工作，还有慕名而来的粉丝恳求留下做义工，虽然并不知道能干些什么，或仅是“见马老师一面”。那几个月，马可不得不从工作室的后门偷偷溜回家，躲避守在门口的媒体的长枪短炮。

 

“我就是怕出名，没有别的目的⋯⋯因为一旦成为名人，你就没有自由了。”9月底的一个傍晚，马可坐在工作室的会客厅接受了的第三次采访。这是一间几乎没有任何装修痕迹的空间，灰色方砖地面，由几块老木板拼接的桌椅，桌面坑洼不平，细缝处隐约可见两三团青黑色的苔藓。父母问，你怎么不搞一个天花吊顶呀？你看人家弄个天花，多漂亮啊。“你说，我能听吗？我就不是那种审美啊。”马可呵呵地笑着。此时珠海，刚入初秋，天气不那么闷热了，马可穿了一条白色亚麻连衣裙，身材削瘦，麻花辫，脸上偶尔流露出小女孩的羞怯。

 

无用工作室的出品都是纯天然的手工制作，她从偏远的西南山区请来了一些掌握传统女红技术的手工艺人。马可的设计从手织布的组织纹样开始、再到手工缝制和植物染色。虽然缓慢，但令人身心愉悦。她厌倦了此前令她成名的流水线成衣，她只想制作真正的手做的衣裳，那些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界“炫耀或者建立某一种形象”的生活必需之物。

 

2014年9月9日，国内首次无用作品发布会中的陈设和表演者

 

台湾云门舞集创办者林怀民非常欣赏马可的设计，邀请她为新作设计演出服装，“她在意的是布料跟身体间的空间。”林怀民接受采访时谈到，当他的舞者穿上马可的衣服时，与空气、风“来来去去”形成一种奇妙感，一位性格急躁的舞者竟然可以很好地做出此前并不擅长的慢动作。“这么多年来，在西方时装的影响下⋯⋯所有的人自卑，一个是它的价格昂贵，第二个是一定要瘦得皮包骨你才能算是赶上流行。”林怀民说，马可的衣服任何身材都可以穿，“所以为了穿那些昂贵的衣服，要把自己瘦得生不如死那个样子，不晓得在干吗，我想这个是走歪了。”

 

林怀民初见马可是在澳门一起观看越南裔编舞家的舞团表演。舞者是一群真正的越南农妇，马可兴奋得不行。演出结束后跑去后台跟老人们聊天，语言不通，七手八脚，直到老人们表示要回旅馆了，她才放她们走。“这很滑稽。”林怀民半开玩笑说，“我就是比较不一样，我会觉得我很喜欢她们，然后讲几句话，我就去睡觉了，马可没有，勇往直前。”

 

“勇者”马可付诸实践之事是将“无用”投入市场。9月9日，她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创意园区举办了国内首次无用作品发布会，同时宣布北京无用生活空间正式开幕。表演在一个露天天台，充满浓郁的宗教感，一位台湾原住民歌手唱响序曲，33个高矮胖瘦不一的表演者，黑人、白人、老人、小孩穿着粗布麻衣，缓缓踱进舞台。

 

表演者围拢在一起，踏着简单的舞步，整齐地用脚跺踩地面，地板上的玻璃烛台在抖动中发出越来越强烈的节奏声，马可流泪了，事后她解释说，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和自我，她却从这支舞里看到了祖先们赖以生存的根基，那种群体协作的共性永远超越个体差异的强大 。“这是还保留着原生态生活方式的各地民族共通的东西，人们聚在一起，手拉着手，头顶苍天，脚踩大地，只要不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就能够给彼此带来内心的感动和幸福，我们还要什么呢？”演出后，好几个演员告诉马可，他们一边流泪一边完成了演出。

 

演出结尾，两位老人带领着一队人向一个方向走远，他们回家了，灯光熄灭，沉浸在黑暗中的嘉宾一时还回不过神来，没有通常时装秀完毕的鲜花和掌声，大家在静默中被指引着来到楼下的广场，铁锈色的小剧场幕墙上打出“无用回家”4个字，一束暖色灯光洒在马可身上，她一袭暗红色麻布长衫，用轻微的声音感谢一连串的人。“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两周后，她对记者说，本来想解释无用到底是什么，但那一刻，她觉得语言太苍白，她想说的一切都尽在演出中了。

 

无用到底要做什么？在一篇写于2007年的文章《我对服装设计师身份的认识》中，她给出答案：“我不满足于服装在生活中的实用性和装饰性，我深信最伟大的最高尚的创作动机应该是出于‘关心人’,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关心人的情感、关心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关心包含了爱，但比爱更为宽广，更无条件。”

 

 

2014年9月9日，国内首次无用作品发布会中的表演者

为中国手工艺开辟出一条高端之路

 

无用开幕两周后，马可的朋友、法国人马丁·勒何波尔（Marine Leherpeur）专程来京参观无用空间，她是一名往返于中法之间的资深时尚顾问。2008年看过马可在巴黎的发布后，“立马就爱上了”手制的衣服，“那时候我已经在时尚领域工作了近40年，但是我问我自己，什么是时尚？她就在这个时候到来了。”自7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中国行走的马丁眼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日常工作中常接触的—物质至上的，讲究成功的，追求名牌的；另一个是淳朴自然的，中国的乡村田野，马可代表的是她喜欢的部分，一个“真实而美好的东方古国”。

 

无用在北京的空间约1000多平方米，近6米的挑高被分割为两层：粗糙斑驳的老旧木地板，昏黄幽深的灯光布景，整体设计完全是现代生活的反面，让人恍然步入儿时遥远的记忆中。主人居室的茶杯，儿童间的木马，书房的铜质眼镜盒⋯⋯为了保持这种奇妙的氛围，无用分时段向有限人数开放，来无用做客需要提前电话或邮件预约。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导购，没有打折季，没有VIP卡，马可压根就不允许员工推销产品，她认为一个人只需要一年四季的几件衣服就足够了，所以店员在这里叫“无用引路人”，除了在幽深巷道里引领你“回家”，同时也负责讲述物品背后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马可的亲身经历。她曾经参加过一个为期4天的论坛，除了她的一位同学，起初并没有人知道她是位著名设计师。但4天里，与会者都按现代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每天换衣，只有她始终身穿同一件春秋季的外套，当最后一天，众人得知她就是马可时惊讶地问她，你作为时装设计师怎么不遵从每天换衣的惯例呢？马可反问，你们每天换下来的衣服都会洗吗？众人曰否。马可说，衣服穿脏了才有必要洗，只要还干净就没有必要每天换衣，为什么要去遵从这种为了他人评价而自我设限的规定呢？再说，衣服洗得太勤要用掉多少水啊，衣服的寿命也会减少啊。一切应以适度为好。

 

这天，马丁的引路人正是马可本人。走进“卧室”后，马丁看中一条暗橙色的麻质中式上衣，马可介绍说，这件衣服叫“玉”—每件产品都有名字，马可起的—马丁又拿起一条叫“疏”的裤子和一件衬衫。她等不及找到试衣间就立刻脱掉外衣把“玉”穿在身上。她回忆起5年前，马可曾送给她一件长裙，用丝绸和棉做的，“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件，我晚上出去的时候经常穿⋯⋯它都没什么变化，越老越好看。”

 

马丁最后买下中式上衣，7300元，但她不能马上拿走。为避免库存和不必要的浪费，无用奉行客人有需求再下达制作，一般要等上一两个月，如果天气不好，或者一些植物染料短缺，也许时间还会更长。“你知道有一个人在为你而做，这给予那个东西更多的意义。”马丁表示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们的社会太快了，你买，你消费，然后扔掉，尤其是在中国。而这里就完全相反⋯⋯差不多就是期待着与那件为你而生的东西的初次相逢。”

 

无用空间最便宜的产品是茶籽粉，10块钱一斤，用来清洗碗碟，是化学洗洁精最好的天然替代品。其余大部分标价数千或万元以上。开张后很快有评论质疑，推崇节制的马可生产的是一种“超奢侈品”，这本身存在一种矛盾。面对批评，马可显得有些激动，“一件手织布的衣服从织布算起需要做3个月；一条床单4条缝，内衬两种不同缝法，耗费3天工时，时间难道不是最奢侈的吗？手工的价格就不应该低，粗制滥造的廉价品恰好是让手工艺迅速消亡的直接原因。”马可希望为中国传统手工艺开辟一条高端之路，“买件数万元的名牌手袋眼都不眨，但一件耗时数日的的手工床单却会嫌贵？手工艺人用心缝制的衣物已经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功能性，它们是可以传世的艺术品 ，一个家庭血脉相连的回忆录！”

 

北京无用生活空间陈列的生活用品

为产品定价前，一些无用的员工认为价格应该定得更高，马可坚持做合理的定价，并不会一律向国际一线大牌看齐。作为一家社会企业，无用不以赢利为首要目标，但是为了维持自我造血能力，以便日后有足够的资金持续投入扶持发展民间手工艺，赢利也是必须的。

 

“我觉得马可很勇敢，她在创造一种新的服装销售模式。”接受邮件采访时，著名时尚媒体人洪晃表示愿意做马可的客户，一件香奈儿的外套5万左右，按此逻辑，中国市场也应该接受无用，“中国的服装市场和中国社会是一样—两极分化。要不淘宝便宜得不得了，要不然可以承受很高的价格，我很高兴马可进入中国高价格服装的服务，因为这个市场至今被国外品牌占领着，能有一个中国品牌，特别是马可，这是好消息。”

 

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1970年代的东北，距离长春约6小时火车车程的乡下，马可对农耕生活的敬意和眷恋全部来源于此，每年寒暑假，妈妈都会带着她住到姥姥家，上山采蘑菇、榛子，收苞米，起地瓜，给羊挤奶，看牛生仔。艰苦的乡间劳作让马可感到“特别开心”。

 

记忆中母亲在缝纫机前为马可和两个姐姐缝制衣服的身影也冥冥中决定了她高考时的专业选择。“说句实在话，我没觉得我妈做的衣服好看。”30年后马可坦言，那些衣服并不合身，为了穿得更久，常常比她的实际尺码宽大很多。

 

马可大学就读苏州丝绸工学院（现在改名苏州大学）。80年代末期，中国七五计划将纺织服装行业列为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时尚业和成衣制造业被推至战略高度，高校陆续成立相关专业。1989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建立全国首届服装设计兼表演专业，但课程设置更偏重时装表演，设计课的课时非常少。

 

马可对成为模特毫无兴趣，“人们对你的身材和长相品头论足，这一切让我感觉太难受了”。若干年后，作为这所大学最成功的毕业生回到母校，马可曾指着一间教室告诉大学老师，在校时她就是坐在这里，翻遍图书馆所有的设计资料，“然后自己写笔记，自己去思考，学得挺吃力的”。

 

大学毕业那天，马可最后一次步出校门，抬头仰望学校的牌匾，问自己，你知道什么是设计了吗？“心里的回答响亮：不知道！然后我就扭头告别了我的大学时代。”

 

 

与大部分90年代初的服装设计毕业生一样，马可进入广州一家制衣公司，做“一点”小设计和给各部门帮忙。次年，被心中的品牌梦想督促着，马可找到另一家有意创建一个原创品牌的服装企业，总经理许诺很快会成立新品牌，但是为了筹集创牌的资金，公司得先做些制服设计，马可接受了。9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工厂流水线24小时嗡嗡作响，大批来自西方的订单以及强大内需拉动数以万计的私营制衣厂，马可设计的制服取得了客户的好评，公司的业绩日益攀升。一年后，马可追问老总何时可以开始创牌，他反问：你不觉得现在这样做制服也很好吗？“我都快气炸了，因为我就感觉好像被人骗了。”当场辞职后，她气得连当月的工资都没拿。

 

一个缺乏版权保护的行业更需要的是不断抄袭外版的打版师而不是马可这样的设计师。1994年，一家老牌的香港公司为马可提供了一个设计职位，公司正计划从为国外品牌代工转型做品牌。马可参加了由日本企业赞助的第二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从偶然在图书馆翻到的一组兵马俑照片里，她找到了灵感，接着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在湖南农村完成了参赛作品《秦俑》，未来的设计风格似乎也发轫于此。制作《秦俑》的材料包括：缝制蚊帐的苎麻夏布、做鞋用的蜡绳和当地盛产的棕叶，“都是特别土的东西，全手工制作”。《秦俑》送到北京后，马可祈祷，千万不要是最差的，“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土裁缝，设计基本全靠自学”。出人意料，她获得金奖，来自意大利的评委紧紧抱住她说：我太爱你了。《秦俑》为马可带来了她人生中第一次的出国机会，意大利的评委愿意为马可去意大利深造发展提供一切支援，马可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不会离开中国”。

 

毛继鸿，马可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她在例外的合伙人，试图向记者总结马可对材质与生俱来的敏感，“有些人先画设计图，她可是用手去感受那个材料再去做东西⋯⋯折折叠叠，然后弄一下，就会出来自己的样子。”他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马可通宵达旦赶制衣服的画面，“有时苦到，她说流了一盆眼泪⋯⋯最后做秀时，一星期就没睡，最后已经累倒了，都病了。”

 

“兄弟杯”金奖给了马可极大的鼓励，“它让我相信我选设计这个专业至少是没有错的，我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1995年春天，香港公司的自有品牌启动了，作为设计总监，马可设计了100多套衣服，并在北京举办了她设计生涯中的第一场发布会，而后，又从中挑选出一部分参加首届中国十佳设计师评选并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那年，她刚满24岁，一切在向更好的方向推进，她雄心勃勃，“只等公司一声令下，就将品牌推向市场”。

 

然而，从北京返回公司没多久，马可就听闻公司裁员近千人。那是1995年，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中国纺织品出口被严格限制，拿不到出口配额使公司失去大量出口订单，老板说再等等，然后又一个月，再去问，还是等。3个月的等待煎熬后，新品牌的上市遥遥无期，马可的中国原创品牌之梦再次被现实击得粉碎。

 

3年3份工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想做一个中国原创品牌为什么这么难？”90年代中国消费社会的来临让很多服装企业开始重视设计师，然而，设计只是生意的一部分，设计风格来自市场终端，这与马可的理念相距甚远。

 

一位老板曾给马可开出100万年薪，“我心里边好失望，在想他为什么要跟我谈这个。因为待遇不是我关注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一起做的事情。”见马可没吭声，老板又加重筹码，外加一辆林肯车。马可掉头就走，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估价的商品。这一年里，她接连放弃了不少于10个待遇优渥的offer，因为没有一个企业能明白她想要的是什么。

 

广州芳村一栋廉租房顶楼，待业青年马可每天看书、养猫、给自己做饭，过着“颠三倒四”的日子。1996年南方盛夏，酷暑难熬，一天午睡半梦半醒之间，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声音，“马可，不能再等了，你只能靠自己。”她立刻跳起来给毛继鸿打电话，“我决定创牌了。”

 

在马可的描述中，这个神奇的时刻似乎蕴含某种运气。那一年，马可的金奖作品《秦俑》因为保管单位仓库失火，不慎被烧掉了，因祸得福，对方的15万赔偿金成为例外创牌的初始资金，马可和毛继鸿又外借了20万。第一批例外衣服寄卖在广州农林下路一间12平方米的小店，“做例外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前3年，我们的库存为零，当时店里面出现过好多次，就是顾客为了争抢一件衣服吵架。”马可说，即便1997年经济危机，服装业很不景气，但例外一家店的月销售额仍可达到十几万。

 

“我是被动创业，最不想做老板的人还是不得不做了老板。”在讲完例外诞生的故事后，马可自己都觉得太累了，她轻轻叹口气，“除了创牌，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要的不是一个商业品牌的成功

 

马可视衣服为信仰及理想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我最看重的是不管什么设计，始终是要为人服务的。”马可批评一些过于自我表现的设计师，使人变成承托衣服的模型。据说，马可从不使用模特，每一件设计都要亲自上身，她需要用身体充分感受衣服。为此，她的身材常年维持不变，方便穿进自己的中码设计。

 

马可有一双“入木三分”的眼睛。200种面料，1分钟辨别毫厘差别，挑出最需要的几块。无用工作室的平面设计师小周曾设计一款信封，马可立刻指出，一条线间距和其他不一样。周拿尺子一量，大概有2毫米的误差。

 

一次工作室停电，马可突发奇想做了一个实验，黑暗中她逐个触摸一整架的面料并判断是哪种材质。来电后，正确率达到95%。“这可能就是天生的吧。”马可说，材料在她看来是有生命的，设计是通过调动所有的感官，“读懂它们是谁，再赋予它们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

 

2004年秋天，马可决定在北京时装周发布2005年例外春夏新装，这场秀被她赋予例外品牌升级的战略意义，例外从平均单价600、700元提到1500元，“我之前一直压低着做，从心里来讲，特别压抑，店开多了⋯⋯越来越多照顾大众口味⋯⋯设计空间越来越小。”

 

这一决定遭到了公司高管和各地代理商的强烈反对。“改革没有循序渐进。”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马可坚持如此，她的个性非常固执。

 

离服装秀还有两天，马可从广州飞到北京。之前的45天，她把铺盖搬到了办公室的沙发上，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完成了100多套设计。北京一家巨大的工厂成为例外新装发布的秀场，马可的到来同时也带来压力。一次会议，马可看到秀场的空间设计模型，“她不说话，也不发表意见，但那个眼神就是‘不行’。”一位不愿具名的例外前员工告诉记者，私下，大家称马可是“关键时刻冒出来推翻一切的人”。根据这位例外前员工回忆，那场秀的筹备工作很快变得不可收拾，不断推翻修改重来，他认为，毋庸置疑，马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设计师，但她的严苛挑剔以及过于追求完美的个性常常让下属感到压力重重。一种极强的距离感，像“挂在墙上的图腾”。她毫不留情指责一位高管，那个人已经非常累了，做完这场秀立刻辞职了。

 

演出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前所未有的成功。马可在后台哭了，她抱住身边的一个女孩。一位男士提醒她：鼓鼓掌。她似乎没有力气了，仍然在埋头抽泣。

 

那几年，马可极度疲惫。一年四季，上百套的成衣设计，100多家专卖店的营业压力，“每天在办公室都是一溜小跑着。”她患上严重的颈椎病，“你每年必须要做多少个款，20天就是一个循环，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如今回忆10年前的这场秀，马可说，那时她已经知道例外不再是她的未来，她要的不是一个品牌在商业上的成功，“内心五味陈杂交织在一起，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眷恋，失望，感动，沉重，一切都混合在里面。”

 

北京无用生活空间陈列的马可设计的服饰

 

前些日子，一位许久不见的朋友表扬马可，脾气变好了，人也爱笑了。“我以前比较爱训人。”马可承认，在例外“比较凶”，情绪很差，2004年到2006年“是我最难受的时间”。

 

“她觉得商业的事情其实是让她挺累的，她觉得她是有压力的。她觉得那个东西并不能完全表达她自己，她应该要去迁就市场或是什么样子。”毛继鸿认为马可“其实是蛮反市场的一个人”。

 

根据一位例外前员工回忆，马可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例外是一件和钱没关系的事情。一家投资机构曾希望入股例外，马可强烈反对，“我都是斩钉截铁的，一秒钟都不用，就告诉毛继鸿，决不考虑……如果他们希望通过品牌去实现的目的跟我们的不一样，你干吗要去卖身呢？”

 

无论如何你开始吧

 

马可越发感到和时尚产业格格不入。2005年，她参观纽约时装周，看完几场秀，感到一阵反胃，跑到中央公园的草坪躺了两个小时，“后来我才意识到是看表演看吐了”。震耳欲聋的音乐，袒胸露乳浓妆艳抹的模特，15厘米极细的高跟鞋，“我心里面特别悲哀，女人还不够美吗？人们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去制造这些折磨人的东西？“时尚填满了人们的空虚和自我，让人们深陷于自恋而顾影自怜。自我之外更大的世界却视而不见⋯⋯”

 

现代舞者侯莹那时曾在纽约和马可深谈，两人绕着百老汇大街走了一圈又一圈，累了坐在台阶上。侯莹回忆，那夜，路灯微亮，马可显得很痛苦，她无助地问，现在怎么办，例外已经满足不了我真正的精神需求了。

 

就在马可困顿不解的同时，2006年，巴黎时装公会与中国服装协会成立了中法联合会，意图促成中国品牌走进巴黎。此前一年，中国加入WTO，国际奢侈品牌正式入驻中国市场，一夜间，所有大型卖场一层被LV、GUCCI占领。“真正的狼来了。”毛继鸿说，“中国制造”必须转向“中国创造”。

 

此时，马可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已经生活了14年的广州，她把之前积累的近百件服装和数十双鞋子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扔掉了所有的化妆品、香水，孤身来到珠海创建“无用设计工作室”。此前一段日子，她已无心成衣设计，行走在中国最偏远的山区寻找几近消失的手工艺，“她那种喜欢我是说不出⋯⋯打比方说看人家绣花，她可以这样子蹲人家旁边看着人家绣，蹲几个小时，然后自己拿着学。”跟随马可10多年的袁仰涵说。

 

巴黎高级时装公会前会长迪迪埃接受采访时回忆，2006年夏天，他去珠海拜访了马可。马可向他展示了一些无用的设计，同时告诉他，之所以选择服装设计是因为那是唯一一个让她感到自由的领域。迪迪埃喜欢这些手工产品，于是向马可发出进驻巴黎时装周的邀约。

 

马可知道这个邀约意味着什么。她看过拍摄著名日本设计师山本耀司的纪录片《城市时装速记》，“当时导演文德斯问山本耀司一个问题，你现在每年都要来巴黎做两次发布，会不会觉得很辛苦，是不是每年这两次都一定要来，然后山本耀司就很肯定地说，对，当然，一定要来。然后他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来，山本耀司的回答是，如果你不来的话，大家就不记得你了。我就跟巴黎时装公会的主席讲，出于我对中国服装的一种责任感，我不会拒绝您的邀请，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您，我不会一直在这里发布下去的，我只能做有感而发的设计。”迪迪埃沉默了一会儿说：“无论如何，你开始吧。”

 

2007年，马可在无用建立后的第一个作品《土地》出现在巴黎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中学室内篮球场里，没有T台，模特们如雕塑般屹立着，衣服又重又厚，布满尘土和破洞，“这是给天做的衣服。”马可解释说。

 

“她展示的不是时装，而是中国。”迪迪埃盛赞马可的巴黎首秀在中国时尚还不具备可信性时，贡献了独特的创新形象，具有广阔的国家意义，成就等同70年代闯入巴黎时装周的第一批日本设计师（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三宅一生、高田贤三）。马可构建的中式气场既不像时装也不完全是纯艺术，迪迪埃形容更像是“一场爱情表白”，“我觉得20年后，人们还会谈起它。”

 

 

 

几乎是在《土地》发布会结束的同时，马可接到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周Haute Couture的邀请，Haute Couture作为世界时尚金字塔的顶尖一贯以严苛繁琐的申请程序著称，目前全球仅有二十几个品牌被列入高定发布的名单中。2008年7月，马可带着新作《奢侈的清贫》重返巴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出现在巴黎高定名单中的中国设计师。40多个舞者缓缓步入巴黎小皇宫的林荫道，表演场地的另一端，来自中国的老织布机发出强烈的节奏声，纺纱女轻揉慢捻，指尖里抽出一根纤长的棉线。全球权威的时尚杂志《ECO FASHION TALK》评价马可发出了一个大胆的声音，“站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统一的大工厂制衣业的对立面，重新拾起被低估的手工艺，从本质上挑战了现代文化的服饰属性。”

 

“我们当时很麻烦帮助她申请下来那个露天场地。”赵倩回忆，作为法国国际时装公会中国执行总监，她的工作是将中国品牌推向国际。“她不是设计师，一定要抛开这个概念，设计师的核心是服装⋯⋯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讲，服装只是一个载体，她的思想是核心。”2007年赵倩曾去珠海看望马可，询问“无用”是什么？马可将答案写在纸上，大意是科技发展迅速，很多被抛弃的无用之物才是人类最珍贵的情感记忆，她想通过做这些“无用”的创作寻找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些人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不属于那种随便被煽情一下就会哭的人，她当时读完那个以后⋯⋯触动了我心灵深处的东西，我没有大哭，是流泪了。”

 

巴黎的表演无疑是成功的，但却激发了马可的另一层矛盾：是做艺术家，还是手工艺品牌的倡导者？是选择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一次田野调查时，马可曾住在一户农家，为了给孩子和丈夫添件过年的新衣，女主人坐在织布机前劳作到深夜。“我在黑暗中听着隔壁织机发出的单调而有力的声音，心里特别地感动，这声音曾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这声音是母亲烙在儿女心头的记忆，也是女人无法言表的情感。”马可的眼圈红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最⋯⋯我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这些让马可挥之不去的记忆最终占据了上风，她明白这次出发就不可能回头。

 

2009年，马可辞去例外艺术指导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无用的事业中。

 

“我要做大，她要做小，她要做精。”在接受采访时，毛继鸿回顾了当时两人的谈话：“刚创办例外时，她问我说赚钱为什么，我说赚钱可以买自由⋯⋯当时她提出来做无用的时候，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像她去采风的时候，我必须守住公司，对吧，我说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可以开始自由了。”

 

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

 

吴阿姨来自贵州榕江县，无用工作室的一位女工。她的针线活做得又快又好，4个小时就能绣出一个漂亮的六瓣花朵。她12岁学女红，全家老小的衣服都出自这双巧手。一个月前，她第一次来到北京，作为无用开幕式的表演者之一，坐在纺车旁“表演”纺线，这不是表演，就是她的日常生活，如此娴熟，以至于所有演员在演出开始前手忙脚乱地准备着，她一个人优哉游哉靠在后台门口望天。

 

“马小姐啊，很好的人。”吴阿姨拖着重重的鼻音告诉记者，她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马小姐从不欺负人，对人很好。”之前，有老乡在浙江的塑料厂打工，被老板骂死骂活，还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了病。4年前，马可去吴阿姨的家乡看她绣花，问她愿意不愿意来珠海，她就来了，小儿子马上要结婚了，家里需要很多钱。

 

吴阿姨一周上6天班，包吃包住，按工时算钱。她不知道“马小姐”是干什么的，“搞裙子的吧？”她疑惑地问，反正马小姐拿来任何样式的绣花，她一学就会。马小姐的裙子缝起来太费劲了，一条裙子16朵花，2个月才做完一条，比家乡的工艺更复杂。以前在家时，曾有游客想买她身上穿的衣服，她舍不得，“卖出去不划算。”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猜测，马小姐的裙子肯定“卖给当官的”—“有钱人才穿那个衣服。”

 

陆陆续续，吴阿姨又带来一些老乡，“还有想过来的呢。想过来的有一些人我摸不着他们的心，我都不敢让他们来啊。”她拍拍胸口，带来的人必须能摸准六成心意，“人心好不好啊，多话不多话啊。”

 

一个周日，吴阿姨和4个同乡正在做“自己的活”，小肚兜，女人的头花⋯⋯平时休息，她们更喜欢待在宿舍，城市生活带给她们一种强烈的不适感，“说我们头发太长了，穿花衣服，街上人都看我们，我们在家都是穿这种啊。”每月工资，如果不寄回家，工作室的同事就帮忙存到银行里，她们不会使用银行卡。

 

生命的后半场，马可已经决定生活在这些贵州阿姨之中，从她的办公室走到缝制工坊用不上一分钟。有时周日，阿姨们会用从家乡带来的干辣椒和香料烧上一锅地道的酸汤鱼，她会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吃到开心时还要阿姨们放开嗓子唱上两首。现在，马可的性格变得越发安静，连批评声都尽量温柔。

 

 

几年前，一个朋友拜访无用，带来一个商人，希望投资马可，马可立刻把他们请走了，“我就是那种黑白分明的，没有太多中间地带。”她这样描述自己对金钱的态度，并非抗拒资本，而是怀疑其后的目的，“独立的精神很重要”。无用现在的资金全靠她的个人积蓄，“精打细算”维持着。

 

“马可这里就像一个乌托邦。”时尚品牌咨询师法国人马丁·勒何波尔认为，马可所做的努力与现实的中国相反。“我的法国朋友经常说，中国简直不像话。中国人想拥有大车，他们什么都买。而我跟他们说，中国就跟挨饿的孩子一样，他们需要度过这个阶段。”一个处在疯狂消费的国家，就像法国的昨天，马丁认为，马可正在做的更像一个道德项目，为这个国家输入她自己认为是正能量的价值观，“不会明天就改变中国，但有很多人会看到。”

 

任何人都只能在时代划定的区域路线前进。在贾樟柯的《无用》里，马可的故事之后记录的是一个山西县城小裁缝的生活。许久以来，中国只有裁缝，设计师是时代的舶来品，作为中国服装产业接近30年的参与者，马可本可以足够成功，在日益崛起的商业力量推动下成为中国设计界山本耀司式的巨星。一个极具天赋又可能取得成功的人，却在时代潮流面前调转船头，逆流而行。

 

“我不想谈服装了，觉得服装太窄了。”回应一些惋惜声，马可面色平淡，她做了一个比喻，一个眼科医生转型做了中医，难道人们会遗憾他没能成为最顶尖的眼科专家吗？他可以治疗全身的疾病了。

 

在描述她所身处的时代时，马可认为，既不美好，也不丑陋，正如人性好坏参半，亘古不变。马可的很多朋友收到过无用的一块手帕，印着：“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可能还永远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这是特蕾莎修女说的。”马可接着背诵后半句：“你看，说到底这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别人之间的事。”

 

此时门外织布机开始铿锵作响，“很多时候，我坐在这里听着隔壁阿香的织机声⋯⋯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

 

天色渐深，马可回到工作室继续加班，楼下工坊，贵州阿姨们也在赶工。“两个肩膀啊，好痛，好费时。”吴阿姨说，她刚绣完一朵花，开始缝一张床单。上个月，她的小孙子出生了，儿媳妇一点女红不会，“现在的女孩子玩手机太多了，上网太多了，不爱绣花了。”吴阿姨叹口气，心里念着给孙子做身小衣服，但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搞啊。”

（来源：《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