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被驱逐出境的洋外教

一个美国外教在中国收留了流浪汉和没钱上学的孩子，他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后来，他的签证被注销了，“没有解释，什么都没有。”有人为他感动，也有人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而对其产生质疑。在这背后，都发生了什么故事

 

　　李敏/文

 

　　在一个街头流浪汉跟前，美国外教 Dean Nash 突然停了下来，再也挪不动脚步。一丝困惑在Nash绿色的眼睛里浮现。“不要管他”，心里一个声音催促他赶快离开。

　　这是2004年初春，即便在深圳，一旦停下脚步，冷风也会立刻从衣领和裤脚钻进来，吹得人直打哆嗦。无论出于何种原因，Nash要是直接从这个流浪者的面前走过去，都不会有人责备他。夜色渐渐沉了，下班时间里更多人在往家的方向赶去。

　　Nash心里嘀咕：“他会攻击我吗？”紧张感牢牢占据内心，眉头也跟着皱起来了。他屏住呼吸，朝地上那个人靠近，心想天真的太冷了，这个流浪汉不能继续这么待着。

　　“你好？”他俯下有些圆胖的身子，试探着对流浪汉说。来中国一年，他只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

　　听见声音，流浪汉突然挪动了一下，身体蜷缩起来，在风中不住地发抖。他披散着头发，从头到脚都脏得“让人无法理解”，指甲长了几厘米。

　　“你应该带他去福利院，也许那儿能收留他。”有围观者突然对Nash说了一句。僵持了一会儿，流浪汉终于愿意起身，跟Nash去福利院。

　　福利院的主管被难住了，一开始朝他摆摆手，拒绝了。但Nash一再坚持他家太小了，实在住不下更多的人，主管最终才答应了。

　　Nash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又问主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主管愣住了，他没有想过还有人会想主动干点什么。

　　Nash探了探头，看到住在福利院里的人，头发都长得超过“本应有的长度”，转头去东门找培训学校免费给人剪头发的学员。他给学员们付了打车钱，送他们去福利院剪头发，接连送了6个月。这让Nash发现，人们其实愿意去做更多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那次在街头，是什么促动了Nash做出这样的举动，正如许许多多人从未注意到自己对流浪汉早已熟视无睹。

　　美国人Nash喜欢深圳，而这也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第一次实际回馈。看到一个人像垃圾袋那样被丢在街头，他难以接受。“谁说我们就该熟视无睹呢？他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并没有更好，他们也没有更坏。”

　　有时候我会忍不住想称赞他两句，他则会回过来一句“Nalinali（哪里，哪里）”。也许是做过教师的缘故，他特别健谈。第一次约采访，还在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我就收到他发来的一封四千多个单词的英文邮件。

　　他列出了每一个他记得的曾帮助过的人——他们的英文名，最初的身体状况，后来如何一点点好转。讲述这些往事，他总是富于感情，掩饰不住骄傲。但每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又困惑：“我的故事很乏味，真正值得报道的是那些穷苦人的故事。”

　　把流浪汉送到福利院之后的5年间，他在租住的公寓里接济了超过150多个人。

　　这个故事真的很乏味吗？

 

　　父亲跑了

 

　　救助第一个流浪汉前的一年，Nash从美国来到中国，为供职的外贸公司寻找合作工厂。Nash是老板AngelinaGarcia的左右手，甘于奉献，对工作也很尽职和刻苦。Gaicia告诉我：“他是我雇过的最好的员工。”

　　喜欢上深圳的Nash决定留下来。作为公司员工，他在中国继续干了半年，然后辞职，先在深圳中学当志愿教师，一年之后分别在深圳中学和深圳沙井中学谋得教职。

　　Nash很为深圳着迷。这座南中国的都市人口众多（让他觉得安全）、商业繁华、物价也还好，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他。相比之下，他从小长大的迈阿密总让他感到孤独。

　　在谷歌街景的截图里，我看到了他小时候住的房子。粉红色外墙，绿色窗帘，一扇白色大门正对着朱红台阶。台阶外，一棵大树从草坪上高高地长起来，在地上形成一片绿荫。就在这块草地上，Nash和3个兄弟踢英式足球和橄榄球、打篮球，和同时代的美国男孩玩一样的游戏。

　　厚厚的云朵常年整齐地覆在这片安全宁静的社区上。屋子外面，笔直的道路无尽地延伸到远方，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开车跑上20分钟，就能到著名的迈阿密海滩。谷歌街景上，这片海域像一块巨大的蓝绿色玛瑙石。

　　童年时，家境富裕的邻居很早就让自家门口的灯亮了起来，而直到Nash10岁，他们家才第一次亮起街灯。因此，每一次夜晚来临，在深圳看到街灯亮起来的瞬间，他总是感到雀跃，因为“这是如此令人快乐的记忆”。

　　在那座梦幻的粉红色小屋里，发生的故事却没有那么浪漫。Nash母亲读高中时因为怀孕被学校赶了出来，又生了4个儿子。父母的感情很快就破裂了。他们离婚时，Nash才两岁大。

　　自从逃离粉红小屋，那个来自阿拉巴马州的男人再也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也从来没有给过抚养费。在Nash一贯的认知中，阿拉巴马州的种族歧视和愚昧是出了名的。

　　生父缺席了Nash两岁之后的生活，但一生都没有放下过紧紧抓在手里的酒瓶。35岁那年，父亲酒后开车，撞上了迎面开来的汽车，再没睁开双眼。和他相撞的另一个司机也喝了酒。

　　Nash把这理解为“因果报应”，话听起来有点儿刺耳，“可这是事实。”

　　他和3个兄弟飞到阿拉巴马州参加了生父的葬礼 。那年他12岁，连一套像样的黑西服都没有。在父亲葬礼上，奶奶跟他说哭出来也没关系。但他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母亲也极少向他们提起这个“帅气、在当地很有名气、女朋友很多”的前夫。

　　他无动于衷，心里挤不出一丁点儿“该有”的悲伤。

　　对他而言，生父只是个陌生人。他顿了一下，“你知道，每天都有陌生人死掉。”

 

　　为什么只有男生

 

　　从2004年开始，一个又一个的人住进了Nash家里。他们之中有流浪者，也有人是在他的鼓舞下，到家里来学英语。Nash最后租了两套房子，在每个房间架起上下铺。每个住在这儿的人，都能分到一个免费的床位。

　　Nash为他们提供了物质生活，也试图为他们搭建一个崭新的语言世界，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更好的成长。而这个语言世界能否成功搭建起来，则倚仗每个人的自学能力。

　　2005年，Nash在深圳沙井碰到了在工厂门口卖甘蔗的杨义成。杨初三便辍学了，跟着父母来深圳做生意。

　　“他应该跟我回家学英语，”一个念头在Nash心中冒出来。

　　软磨硬泡一个月，杨义成的父母才答应下来。10月，杨搬到了Nash家里，住了将近三年，然后搬出来工作。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两年后，他又开始准备出国。

　　2007年，Nash之前的老板Garcia在深圳见到了杨义成，对他印象深刻：“他是个独特的年轻人，非常坦率，工作也很努力。”对于Nash在家中收留了那么多人，Gaicia吃了一惊。

　　在她眼中，Nash是个不平凡的人：“他一直告诉杨义成，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在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上有所成就。”Nash问Garcia，如果杨申请到学校，能不能把他带到美国？Garcia答应了，后来为杨义成支付了他在美国上学的所有费用。

　　随后，Nash为杨义成付了托福考试的报名费，又把他送进了辅导班，帮助他在香港完成了GED考试（注：GED考试全名为Tests of GeneralEducational Development，通过该考试即等于取得中学毕业的应可资格，可以申请美国社区学院）。杨最后如愿申请到了美国迈阿密达德学院，这也是Nash的母校。

　　“事实证明，Nash是对的。”Garcia说。

　　Nash在提及他的教育理念的时候，总把杨义成当成教育成果的范本。他对奢华的生活无甚兴趣，喜欢看到人们成功，认为人们应该获得机会学习知识去摆脱贫困，坚信授人以渔，不是授人以鱼。

　　杨义成把Nash当成父亲来敬重。住Nash家三年，他多次在街头帮助Nash说服流浪者一起回家。

　　在倾注财力帮助流浪者这件事上，Nash的坚持一度强烈到杨庆瑞难以理解的程度。2006年暑假，杨庆瑞在Nash家住了一个多月，他记得，随着住进Nash家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经济上出了一点问题。”不过，Nash对我否认了他的财政出现过状况。

　　Nash喜欢深圳，但他似乎一直没有理解这个古老国家的复杂。他的固执曾让杨庆瑞感到尴尬。有一次，Nash在华强北碰到一个人在兜售来源不明的电脑和手机，突然把对方拦住，要求把电脑和手机交给他。两人在街头拉扯，直到管理治安的人闻声赶来。杨试着向他解释个中原因，“但是他不听。”

　　在Nash资助下，杨庆瑞在深圳读完了4年本科。作为回报，杨同意在毕业后的15年里，把收入的5%给Nash。他坦承曾考虑过这会否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负担”，但“想到我也为慈善出了一份力，我觉得这是挺让人快乐的事情”。

　　Nash收留的人，无一例外全是男生。这些浑身坏习惯的男生，像“未经教化的孩童”，他统称为“男孩”。

　　“为什么都是男生？”我问。

　　“因为这些需要帮助的男生就在眼前，而我刚好有解决事情的能力。我不记得我在东门看见过哪个无家可归的女孩。”

　　Nash白天要外出工作，没法整天照看家里的人，男女混住会增加他的管理难度。从小和3个兄弟一起长大，“这让我更了解男性。”

　　他对我说，由于同性恋身份，只收留男生会成为他的故事里最“耸人听闻”的一部分。即使对同性恋身份坦然如Nash，他还是敏感地意识到：“我相信，如果你在文章里提到这一点，不管你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对这个事实一笔带过，它都会迅速占上风。”

　　Nash说：“假如我是一名女性，收留男生不会遭到非议。假使结婚了，和妻子一起收留‘男孩’，也不会有问题。但人性使人们对同性恋抱有荒谬的偏见，对同性恋有一种丑陋的刻板印象，那就是——同性恋会猥亵男童。”

　　他问自己，“我是要忽视这些偏见，尽力去帮助别人呢？还是为这个社会的偏见感到恐慌，然后什么都不做？”

　　“任何一个了解我的人，都会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一个。”Nash觉得同性恋身份与收留男生的原因之间“八竿子打不着”。如果人们因为猎奇的原因而忽略了他做的好事，“这会是一个遗憾”。

 

　　揭弊

 

　　2008年9月末，Nash在家中为学生做口语辅导（一些想要出国的深圳中学的学生会请他当私人家教）。听学生闲聊的时候，“补考”两个字蹦进他的耳朵里。学生告诉他，一些计划出国的高中生正在重新准备一些科目的考试，新的分数会把以前的替换掉，作为他们申请学校的成绩。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GPA（学分绩点）会相应地提上去。

　　Nash马上意识到这是作弊行为。在他心中，这不仅有违学生本身的诚信，也挑战了其他学生申请同一所大学的公平性。他鼓励两名学生站出来揭发，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学生站出来揭发，也会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10月，Nash开始暗中调查这次补考事件。他找到负责学生考试的校长助理，请他“修正一些错误”，被对方拒绝了。他也找了当时在职的深中校长，对方仍然回避了。

　　在那段时间，Nash为续签在中国的签证忙得焦头烂额，因为政府对给外国人发放新签证十分谨慎。这让他犯难：“我不可能放着家里18个人不管，自己回去，而且我在中国已经住了5年半，我的家就在中国。”

　　为了续签，Nash去了深圳公安局和市长办公室，还联系了媒体。“可是很抱歉地说，事实上没有人在乎。”当地媒体只报道了他帮助别人的事迹，没能帮他提出续签的诉求。

　　最后，他选择了冒险：签证过期以后，滞留在深圳。

　　警察很快找上门来，挨个盘问在他家里住着的人。怕事的人一个个离开了Nash家。警方给了Nash两个选择——要么交罚款，要么拘留一个星期。一些学生家长想掏钱替Nash摆平这件事，他拒绝了，固执地认为“我是为了做好事才在深圳的，凭什么要交罚款”。那年10月，他被警方拘留一周。出来后第三天，他终于拿到了新的签证。

　　从2007年夏天开始，深圳中学就没有再续聘Nash，这不仅让他没法继续用工作签证留在中国，也让他失去了一部分收入来源。

　　被拘禁一周，并没有挫伤Nash继续调查深中补考事件的“士气”。他建了一个网站，把搜集到的证据放了上去，然后把链接发给了深中校长，告诉他，“如果再不改正，我会在2009年1月1号把网站公开，通知全美排名前200的学校。”

　　校长找到他，称自己“本无意为之”，让Nash私下找他的助理解决这件事。此后，校方再无任何动作。

　　Nash被这种敷衍的态度激怒了。2009年初，他“信守承诺”，公开网站并把网址发给了全美排名前200的学校。在网站上，Nash贴出了耶鲁大学的回信。耶鲁校方回应：“如果我们发现有哪所中学参与了这种事情，在我们眼中，这所学校将会失去所有的公信力。”

 

　　背离了价值观，我还活着干嘛

 

　　对于揭发深圳中学的补考行为，Nash认为自己尽管没有袒护深中的学生，但是“我的立场很坚定——一是要做正确的事情，二是我为那年所有申请耶鲁等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站了出来。”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假装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回答说：“如果要背离我的价值观，那我还活着干嘛？”

　　深中学生Frank的立场与Nash一致，这或许和他从高中起就在美国接受教育有关。“他做错了什么吗？”Frank反问我，“我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呀。为了不得罪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就不去做我觉得正确的事情了吗？如果他做出这样的事情（假装补考不存在），我觉得他就不是Nash了。”

　　2009年2月24号，Nash在香港吃过饭，准备回家。过深圳海关时，他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对方拿走了他的护照，护照被送回来时，上面盖着“Cancelled”字样的章：签证被注销了。

　　“没有解释，什么都没有。”

　　Nash呆住了，他原本以为能像平常一样回到深圳，身上没有带手机，现金也不多。

　　“震惊倒谈不上，更多的是失望吧。”他在回忆当时的感受时说，“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我。”

　　回到香港，他赶紧找到网吧，发邮件向深圳的熟人求助，希望“一切只是个错误”。在香港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以后，他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这个“错误”被改正过来。

　　也许是生性乐观，在网上寻求帮助的同时，他还买了辆自行车，骑着它去“探索香港”，借此消磨时间。

　　他曾爬到山顶看河对岸的深圳。看着这么近，却再不能靠近一步，“感觉挺悲伤的。”但他悲伤的不是自己的境遇，而是家里几个人没人照顾。

　　“他们过得这么不好。至于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已经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在香港等待“转机”的3个月，他把积蓄花光了，被迫开始接受已经被驱逐出境的事实。他订机票飞回了美国。至于那天怎么起床，怎么赶飞机，情绪如何，Nash说已经记不真切了，“这些细节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在中国的日子里，他把“改变世界”当成自己的梦想，也试过在这颗星球上发出“寻找同行者”的声音，但回应者寥寥。他抱怨深中没有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这些指责有很大一部分落在了深中学生刘任然身上。每次提起他，Nash都像一个父亲在谈论他不争气的儿子,言辞间充满失望。

　　刘任然曾请Nash当他的私人外教，在他们的相处中，Nash常常会代入父亲的角色。他期待刘任然能去“改变世界”，但刘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进入父亲就职的医院里从事人力方面的工作。这让Nash觉得刘是服从了父亲的意志，“选择了一条容易走的路”。

　　“Nash总是倾向于把世界上所有苦难的事情，强压给他的学生。”久而久之，刘任然对Nash产生了抗拒心理，慢慢不再回复他的邮件。

　　6年过去了， Nash对刘任然的感情仍然十分纠结。这不仅是因为他看好的学生没有去改变世界，还因为刘也是不愿意站出来揭发深中补考事件的两名学生之一。Nash觉得如果当时刘站出来了，他最后可能不会被驱逐出境。

　　尽管Nash的“强压”一度让刘任然感到不适，但他或多或少被这个他接触了两年的老师影响了，他说，“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是想办一个NGO，去做一些东西。”

 

　　我在偿还我的继父

 

　　Dean Nash纯粹生来就是一个高尚的好人吗？我对此感到困惑。

　　2014年10月，我在广州见到了已经本科毕业的深中学生王惠普。在他的读书生涯中，Nash也许称得上一个独特的老师：“Nash的心灵非常强大。认为自己做得对的人，哪怕100个人去否定，他都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

　　Nash曾在课堂上向学生提问：“你们能活到500岁，信不信？”他认为现在医疗在进步，技术能让人体自然休眠，好心态是一个人活下去的一切根基，活到500岁也不是不可能。

　　王惠普看着讲台上手势漫天飞舞的Nash，第一反应是“我不信”。“可他就是能用情绪去感染你，反正我相信。那你（看他）都这么相信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之前的观念有错误，我对未来其实把握得没有他那么清楚？我是不是也要相信一下我能活到500岁？”

　　在听我讲述了Nash被生父抛弃的经历后，王惠普的分析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Nash的维度：“Nash其实是爱自己，他看到的不是那些孩子，是他自己。他照顾他们，去拯救他们，是要照顾他自己。你缺了什么东西，你一定会找回来的。”

　　王惠普认为Nash需要享受心灵和情绪上的代入感，他在别人身上找到了自己，所以他才能一直做下去，而“最博爱的人一定是最自私的人”。

　　刘任然的理解则完全不同。他认为爱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双向影响的，施爱者看上去只是付出，但其实他在这个过程中是很享受、很满足的，倒不是什么关怀自己。“每个人的满足点不一样，这位感情细腻的老人家（指Nash）的满足点就是帮助别人，获得快乐。”

　　随着和Nash的交流不断深入，我才知道，他的行为或许和继父有关。

　　他的继父Fred Nash年轻时才华横溢，二战爆发时就职于麻省理工大学的实验室。这份工作赋予了他免服兵役的权利，但他还是坚持加入了美国空军，还去轰炸了日本。战争结束后，FredNash心灰意冷地回到美国，46岁那年和26岁的Nash母亲结婚了。

　　继父像一束光，投进了Nash日后的生活。继父鼓励他们兄弟挣钱去买自己想要的东西。10岁起，Nash就去翻垃圾桶找玻璃瓶、割草、踩单车挨家挨户送报纸，换来钱买他们喜欢的玩具和糖果。

　　成长过程中，Nash和兄弟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兄弟们吸毒，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他则听话乖巧，是继父最喜欢的孩子。“没有继父，我不可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在价值观的塑造上，继父功不可没，他期待Nash能够成为一个诚实、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人。在某种程度上，Nash几乎完全“继承”了继父的固执，性格极端，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寸步不让。

　　“我是天底下最幸运的人，”Nash话里拐了个弯，“除了同性恋身份以外。”1998年，他出柜了，但同性恋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并不被普遍接受。对于自己的性向，他语带无奈：“这不是我能选择的。”就像他每次提起那些在街头流浪、满身疾病的人，语气总是充满同情：“他们也不是主动选择在街头流浪的。”

　　Nash说收留和帮助街头的人，是在偿还他的继父。

　　王惠普觉得，在Nash还小的时候，在那个没有成型的世界里，继父拯救了他，照顾他，这种亲密无间给了他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他会渴望这种温暖的怀抱。这种来自男性的关怀，也许是Nash成为同性恋的动因。

　　但在刘任然看来，“老师他天生就是弯的，跟父爱的影响不大。”

 

　　帖子不见了

 

　　今年9月底，我在知乎上闲逛，一个被点了数千个赞的回答吸引了我。在这个回答中，我读到了“一个美国外教在中国收留接济150多名流浪者”的故事。

　　这个帖子的最初版本在2009年底曾出现在百度的“深圳中学吧”里，题目是《不如让Nash回来》。回帖的学生言辞激烈，认为Nash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句末都带着一串感叹号。这篇文章的落款是李主泉，当时他还是一名湖南怀化学院的大二在读生。

　　2008年夏天，李主泉在他打工的小食店里碰见了Nash。Nash以为他也是像杨义成那样的辍学生，跟他聊了起来，看是否能提供什么帮助。

　　李主泉第一次在Nash家看到他收留的男生，“当时很惊讶”。Nash动员李加入这个大家庭，但后者一直犹豫不决。一个学期后再放寒假时，李主泉连家都没有回就到Nash家里去了.

　　在Nash家，李主泉和另一名大学生一同照顾了一个名叫Phoenix的男生。2008年12月底，Nash在街头发现了患有严重肠道疾病的Phoenix，这个无法控制自身排泄的孩子当时的身体状况非常差，甚至都很难自己走路。眼见Phoenix身体日渐好转，李的内心受到了震动。

　　在这种情况下，李主泉“有过冲动”想留下来，哪怕是辍学或休学：“Nash做的事情不容易，确实需要人跟他一起做。”在他心里，Nash是一个内心博爱、善良的慈善人士，“非常伟大，值得我们尊敬。”但他始终下不了彻底留下来帮助Nash的决心。

　　Nash离开中国后，Phoenix被杨义成送到了深圳救助站，后来又被送到深圳市社会福利院，最后在广东化州市社会福利院住了下来。他是Nash在中国帮助的最后一个男生。

　　那之后的几年，Nash辗转于美国、菲律宾和越南，最后在柬埔寨住了下来。他一直没有忘记最后一个男生Phoenix，觉得“福利院的人没有办法给他需要的关怀和爱”，希望有人把Phoenix带到柬埔寨，继续照顾他。

　　在知乎的帖子里，网名为“Bmanli”的作者拜托网友想办法为Phoenix入户口，再帮他办一本护照。他这样写着：“Nash情愿为了这个国家做出牺牲”，而别人却未必。

　　两个月之内，这个帖子的点赞数上升到接近3万个。绝大部分评论的网友感动于他在中国做的事情。有人“看哭了，眼泪哗啦啦地流”，也有人“心情非常复杂，不知道说什么”，更有人连续说了两个“对不起”，“我能力不够帮助不到你。”部分网友在评论中追问他被驱逐出境的原因。

　　一个月后，大概因为太多网友认为对于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愿意到发达国家工作或移民”而言，这个回答是答非所问，点了“没有帮助”，导致最后它被折叠了（注：知乎鼓励用户对于包括7种情形在内的回答点击“没有帮助”，其中之一是“答非所问，没有正面或直接回答问题”。根据知乎的算法，被折叠的回答不会在问题的主页中显示）。Nash以为这个回答被删除了，发邮件告诉了我。几天后我打开网站，发现它只是被折叠而非删除了。

　　Nash对此颇为在意，让我觉得他心中因为被驱逐出境而产生的茫然和困惑，从未真正消散。即便他热爱这片土地，但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这个被他看作故乡的国度。

 

　　爱别人的儿子，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

 

　　2009年被驱逐出境后，Nash找到了刘任然。刘的父亲认识深圳警方的一些人，Nash想看他是否能从中帮忙。

　　警方答复刘任然的父亲，一些从Nash家出来的人“可能给他（Nash）做了一些性方面的事情”，原因则可能是沟通上存在障碍。“Nash可能觉得这是他们两厢情愿，但是其实不是。”

　　我问Nash是否对家里收留的男生产生过感情。他可能觉得我的提问走偏了，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上帝怜悯，这些人浑身脏兮兮得多少年了呀。”

　　“那你有没有和收留的男生发生了‘性方面的事情’？”我硬着头皮继续求证。

　　Nash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他甚至告诉我解决性需求的方式，完全不能想象有谁会想和他帮助过的流浪汉发生性关系。

　　杨义成给了我一致的否定答案，他用“正直”来评价Nash，“他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李主泉也言辞笃定：“（Nash对）他收养的孩子，他绝没有那种想法。即使他是一个同性恋，但他对（在）这方面有他自己的方式，去解决他的情感需要。他对孩子们确实是纯洁的爱。”

　　采访完杨的第二天，Nash在QQ上找到我说：“你怎么还抓着这个不放呢？我对你感到相当失望。这个世界真是残酷，荒谬至极，没有人能证明本来就不存在的事。”几十条长长短短的QQ信息飞过来，我几乎能隔着屏幕看到他此时气急败坏的表情。

　　我告诉他，提问是我的本职。他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误解了一个好人。

　　半个小时后，Nash终于停下了质问，告诉我杨义成已经向化州福利院确认了Phoenix的死讯。2014年4月14日，Phoenix因消化道出血在福利院病逝。

　　离开中国6年，他最终没能见到这个和他毫无血缘关系的中国年轻人。

　　一天晚上，Nash对我说他特别想有个儿子，跟世界上大多数男人一样，生一个小小的他。他笑着说：“这其实是自我的投射。”

　　“正因为我没有儿子，所以能去爱别人的儿子，也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这种关系可能不会太亲密，但爱不是索求，是付出。我的继父能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并不多，但他为我们牺牲了太多。我正在模仿他，偿还他。其实说到底，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常在思考，在救济流浪者和揭露深中补考这两件事上，Nash的价值观始终保持了惊人的一致。他付出全力维护正义，无视自己利益受损的可能，也尽力帮助了他能帮助的人。他也许自我并极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制定了用一生去维护的准则，从没动摇。

　　在柬埔寨，Nash毕生想做的事业正在徐徐展开。他正在运作一个叫“1000天教育（1000Days to Educated）”的项目，有了杨义成这个范本，他自信满满。他也在计划办一个唐吉柯德大学（Quixote University），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一些毕业于美国高校的学生正在加入他的计划，本科毕业后在美国从事管理咨询行业的Frank正是其中一个。

　　“Jancie（我的英文名），”他热情洋溢地对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报道一下这个事情。”（本文选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