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周其仁：“消费潜力”为什么发挥不出来？

本文为，12月17日，周其仁在“新华网思客会·新经济跨界谈”上的演讲：

今天的主题是“新经济”，我们听到很多新常态、新经济、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也要容我问个问题：旧的东西都不要了吗？我的观点是：旧的东西，恐怕有的还得要，它和新的东西不是对立的。

改革，一个始终有效的“法门”

我要说的这个“旧的东西”也不是太旧，就是中国改革经验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有效的法门，无论经济增长是高速、低速还是遇到周期，或是什么困难，都应该坚持“用改革推进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这件事情并不因为出现了新机会其重要性就降低了，如果把这件事情抓住了，会让中国抓住更多新的机会，这是我想说的中心观点。这个观点，也是我研究经济、观察经济、思考经济过程当中产生的。

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多，今年以来是7%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行业、企业、地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就会有一个“怎么样把这个困难的局面加以改变”的问题。

这一轮经济，包括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调还是一个“稳”，要稳住增长，这个稳不住，很多其他事情也提不上议事日程。稳住经济，怎么稳？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哪匹马跑得慢，我们就加加鞭子让它跑得快一点。

但是，仔细研究，要让哪匹马对经济增长作贡献，恐怕都离不开进一步推进改革。比如消费，现在的好消息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提高，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新的消费形态，但是再深入进去你就发现，增加消费首先要收入，而收入的改革就涉及到一串财税制改革问题。所以，如果没有改革，不重弹老调子地讲“拿改革促转型”，大概很难释放生产力。

“消费潜力”为什么发挥不出来？

今年，淘宝（阿里巴巴）融资以后要做三件事，其中一件事就是“把网上的模式推到农村去”。本来，很多县长们认为是“要帮农民卖山货和绿色食品”，结果实际上不是这样，农民用淘宝主要是买东西。这说明，农村的购买力没有释放，过去购物不方便。

那么，农民消费的钱哪里来的？不是种地的收入，而是来自工资收入，是外地打工的收入。外地打工收入怎么被限制消费了呢？是被“城中村”限制了。城中村是“城市的尾巴、农村的头儿”。城中村密度很高，我访问过的城中村有9万人住在一平方公里上的，那个经济活动的流量是非常旺盛的。还有，一个拾荒者的收入，可能比我的工资高，但是没法花，为什么？因为，所有城中村都是临时性的，时刻可能拆，所以，有很多钱他要汇到老家，他自己的消费也就逛逛街买件衬衫，买不了家用电器，因为那个房子随时可能被拆。这些流量加到一起，不得了。

所以，那次我和马云讲，“淘宝村”要重视城中村的“淘宝村”。大量集聚的人口、活跃的人口，有收入的人口在这里，但是，怎么样让城中村的人可以在里面好好住下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解决。社会学家在城中村的调查我看到过了，夫妻关系都是临时的，老婆都是临时的，他怎么买固定电器呢？好大的一个问题是，谁决定哪些城中村要拆，哪些不要拆呢？有程序吗？“城中村”这个词，在我看来是起错了，世世代代是农民的村子，是城市扩大把人家围上了。好的法治，应该让农民有权保护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深层的改革去推动，消费潜力就发挥不出来。

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

讲到投资，这是另外一匹“大马”，投资驱动。我们经常是“经济过热的时候批评投资，经济下行的时候又求助于投资”，关于投资的问题，不同意见非常多。

其实，现在流行的“投资”，得打个引号。那能叫“投资”吗？！这些年流行的“投资”，是这三个东西：第一是，发改委立项，第二是，向农村征地，第三，把这块地押到银行套一笔钱，政府是没有资本金的。

说政府主导投资，可以啊，你给我资本金啊。为什么投资一定要资本金呢？投资有不确定性，今天钱放进去是不是明天越来越多？那不一定。这从制度上看就造成了隐患，你要投错了谁负这个责任？

现在，政府投资不讲资本金，也蔓延到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事业、国营单位。政府手里有大量的储蓄，也在进行大把的投资，但就是不把政府的储蓄转成政府的资本金。资本金怎么来的？是过去投得好才有资本金，投对了才建立更大的自由资本。把这个砝码去掉，我们对投资就没有约束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不单单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的问题，无论是政府投还是民间投，都有一个“约束机制要对”的问题。民间投的有自有资本，风险大的话自有资本高一些，把握大了自有资本可以低一些。

跟许多县委书记说“加大投资”，他想的就是立项、拿地、套钱。这个“投资”比“拿别人钱消费”还要严重，他是拿别人的钱投资，投错了别人负责。

咱们政府这么高的储蓄，每年总数多少万亿，可在新技术方面投了什么？阿里巴巴前些年我们投了吗？现在人家上市了，县长们指望阿里巴巴给淘宝村投资。我们对新的、有前景的东西，连自己的储蓄都不投，不要反省吗？

我们说“我们投资太多”，但其实没有投到对的地方去，关键是机制、体制上面出现问题。我们把花钱就叫投资，挖地就叫投资，这个概念完全误掉了。投资，是牺牲今天的消费增加明天的消费，一个企业不对国家和未来非常有信心，怎么能投资呢？所以，地方债务的问题不是“债务量有多大”，而是“那个债务形成的资产的回报怎么样”。从体制、机制看，就是谁对这个回报负责任。

政府规划很重要，但规划错了谁负责任？我现在强烈主张：在每一份规划上刻上名字，世世代代可以记住。

无论哪匹马，要让它对我们的稳增长做贡献，对持续的增长做贡献，离不开一个老经验，这就是“拿改革来促进我们这个体制的转型”。这个事情不下决心做，原来那条路它走不远的，它的代价会越来越大，最后没有办法说服人家沿着那样一条路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只有改，认真地改、全面地改，用改革来推转型，我们才可以把这个时代很多新的技术、新的经济体、新的商业模式的这些好处，更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文章转自新华网，略有调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