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陆续发布对各成员国一年一度的基于宏观经济审议的“第四条款磋商”报告，重点对金融业、财政政策、房地产、投资与消费等领域进行了评估，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我们编译整理了IMF对英、德、日、美、中等主要国家的2014年“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以期为未来相关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
英国
(一)主要评估
1.宏观经济形势良好。第一，经济强势回升。从2013年下半年起，英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从领先指标来看，经济复苏动力十足。复苏初期，家庭支出扮演着主要推动作用;近期开始，商业投资也大幅增加,但净出口依然疲软。通胀水平依然低于英国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值。受商业投资扩大、生产率提高驱动，预计今年实际GDP增长在逐渐回归趋势增长率前仍将保持强劲，通胀率也将有所上升。第二，经济增长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目前英国生产率增长低于历史一般水平，如果未来依然不景气，经济增长最终将陷于停滞。房地产市场也为经济增长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住房价格上涨以伦敦最为突出，且逐渐向全国范围扩展;新增按揭贷款规模不断增长，收入及利率波动可能对家庭财务状况造成冲击。同时，外部环境也存在风险。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和欧元区经济增长受到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局势愈发紧张都将影响全球经济。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英国通过贸易和金融联系直接暴露在这些风险下的概率很小，但如果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再加上风险重新定价后价格上升，都将压低资产价格，打击投资者信心。
2.住房市场供需失衡。第一，提高居民住房购买能力。英国政府实施了“帮助购房计划”，使信用良好的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购买住房，这一计划也使依靠其他渠道借款的低收入人群更容易获得抵押贷款，但也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第二，改善住房供给面。从根本上说，房价上涨是因为供不应求，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作为临时性缓解措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楼市供需失衡应通过改善供给面加以解决。因此，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地方委员会增加房地产开发土地供应，房屋建造已现复苏迹象，但关键领域的低效率现象依然存在，应就进一步深化改革达成政治共识。
3.银行业状况良好。第一，银行扩充资本金，健康程度提升。2013年，英国银行业应央行要求扩充了资本金，银行健康程度与借贷能力都得到提升。按照巴塞尔协议Ⅲ，英国主要银行由普通股构成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已超过9%。流动性相关各项指标同样得到改善，批发融资规模进一步缩减。银行借款成本降低，市场估值上升。第二，主要银行盈利前景喜忧参半。由于管理相关费用及重组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超出预期，再加上投资银行获利受阻，部分主要银行的盈利能力走弱。此外，新的国内和外部风险也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在当下全球风险定价过低，银行体系以外的金融脆弱性不断积累的背景下，加强影子银行风险监测的重要性尤为突出。第三，新金融监管框架行之有效。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与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三个机构构建了英国金融监管新框架。在过去一年中，该监管框架运转良好，各监管机构应继续加强合作、保持沟通顺畅避免监管不确定性。
4.财政政策兼顾约束性与灵活性。在经济增长率低于预期的情况下，财政作为经济自动稳定器已充分发挥作用。由于实施了财政紧缩，自2009年以来，财政赤字减少了近一半。2014年计划实施的财政整顿规模适当。2014—2015财年，英国计划财政整顿规模为GDP的0.5%，这在增强公共财政的同时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受到拖累。
(二)政策建议
1.关于财政政策。中期看，应继续以减少债务、支持长期增长、保障社会需求为目标。从支出方面看，政府应优先保障优质的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确保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扩大资产测查的使用范围，推动福利改革，既节约预算又可改善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机制。从税收方面看，应取消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加大碳排放税和交通拥堵税等的比重。此外，应继续提高信息透明度。
2.关于货币政策。一是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通胀水平低于目标值、成本压力得到控制和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保持宽松。但当成本增长超过生产率增长或无法通过其他途径保持金融稳定时，应快速收紧货币政策。二是在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前提高银行利率。在货币环境回归正常时，提高政策利率比抛售资产更为可取;而当现实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反向操作时，降低政策利率比回购国债破坏性更小。三是在调整货币政策的过程中注重有效沟通。为提升政策透明度，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引入“前瞻性指引”等，但离合理引导公众预期、避免市场出现恐慌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四是宏观审慎政策应成为防范楼市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在当前环境中，预期的资本收益能够很快推高家庭负债，从而增加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需采取更多政策措施。
3.关于金融改革。一是改革英国央行的英镑货币框架(Sterling Monetary Framework)，以应对冲击。目前英国银行面临融资压力，应加强流动性支持，帮助有偿债能力的银行渡过难关，但必须加强监管。二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解决“大而不倒”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改革措施包括：保护银行零售业务;增强英国央行的纾困及清算能力;发展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清算战略和规划等。
德国
IMF在“第四条款磋商”报告中指出德国可加强其作为地区稳定中流砥柱的作用，并为德国经济提出了10条政策建议。
1.经济复苏动力将更加强劲，复苏速度继续超过欧元区其他国家。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德国依然是地区稳定的中流砥柱。资产负债表状况总体健康，财政整顿已大体完成，从而稳定了市场信心，企业融资状况也颇为乐观。就业增长和稳定的工资促进了私人消费，企业投资也在逐步增加。德国经济前景的潜在风险已基本化解。经济上行风险主要是期待已久的私人投资反弹势头可能较预期更猛，而经济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其他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大幅放缓对德国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地缘政治紧张导致不确定性上升，将影响德国投资和市场信心。
2.政策重心应放在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和支持欧元区经济复苏上。增加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推动服务业改革有利于提高德国中期经济产出，缓解经常账户的持续巨额盈余，同时对刺激欧元区需求产生正面溢出效应，帮助欧元区推动再平衡。
3.增加公共支出，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上的公共支出，不仅符合需要，从财力上也具有可行性。由于经济增长会削弱支出增加的影响，若四年内每年投资的增加额占德国GDP的0.5%，既可保证在不违反财政纪律的情况下满足融资需求，又不会对债务占比产生太大影响。而这类项目由于能够带动私人部门投资，可持续推动GDP增长，同时刺激欧元区其他国家经济。前提是要采取措施确保融资项目真正具有经济价值。此外，应通过公私合作模式促使私人部门在这些项目中充分发挥作用。
4.与投资支出不同，养老金支出不会提高潜在产出，溢出效应也可忽略不计。针对特定养老人群按计划提高补贴标准成本高昂。如果允许工龄长的劳动者提前退休，很可能会减少较年长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造成某些部门技术人员缺乏，并进一步推高已然处于高位的社会保障支出。
5.进一步明晰未来能源领域监管框架将推动私人部门投资。调查显示，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正阻碍能源行业以外的企业参与投资。已公布的可再生能源法案虽明晰了短期内能源密集型国际企业可享受的减免待遇，但私人部门仍然认为中期优惠机制存在不确定性。预计到2020年，升级能源基础设施所需的投资每年约占德国GDP的1%—1.5%。吸引潜在投资的参与将有助于改善投资前景。
6.进一步加强服务部门监管改革有利于加强竞争、提高生产率。服务部门仍有强化竞争的空间。在技术服务领域，可在专属权、强制性商会会员制度、价格收费监管等方面增加灵活性。网络、铁路运输、邮政服务等行业竞争限制相对较少，可通过增强监管方权力，限制对同业竞争人员的歧视。
7.新的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减缓不断加剧的工资不平等现象，但同时存在推高部分地区失业率的风险。新标准预计将对一些州约20%的工人带来影响，而这些州的失业率已然较高。尽管最低工资标准变化对就业的影响难以估计，但很可能会对这些高失业率地区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德国政府在讨论未来最低工资标准时应考虑其对就业产生的影响，并探索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替代路径。
8.银行业应通过处理问题资产继续收缩规模，从而建立资本缓冲，但需监管者密切监测。德国银行业应在欧洲央行开展全面评估的同时继续努力增加资本，监管者要与被评估银行就资本计划积极沟通，并继续敦促所有大型银行满足即将实行的最低杆杠率标准。
9.低利率继续推动房地产周期向好，并在不影响金融稳定的同时重新带动住房投资。目前，除部分热点地区外，房地产价格通胀水平普遍较低，同时抵押信贷增长疲软。尽管现在担心房地产泡沫为时过早，但着手应对确有必要。因此，德国政府应准备好一揽子宏观审慎工具。建议推动新金融稳定委员会投入全面运作，并扩大其针对抵押信贷市场的统计覆盖面，将贷款价值比和债务收入比等纳入一揽子宏观审慎工具中。
10.寿险业目前比较稳定，但仍需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平均担保利率较高以及资产与负债间的持续期缺口较大，使德国寿险业在中期持续低利率的环境中比较脆弱。到目前为止，强制保险公司建立储备资金的举措还不够，应考虑进一步的政策措施。如通过修改章程迫使保险公司同持有到期或过期保单的投保人分担部分隐性评估准备金(包括固定收入资产评估准备金在内)，以保护大多数投保人利益。
日本
(一)总体评价
1.安倍经济学帮助日本经济重拾动力，但中期风险仍然严峻。第一，日本很好地应对了消费税税率上调的影响。尽管第二季度消费下降将导致增长大幅收缩，但就业率增加和工资水平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支撑消费增长，今年下半年经济将重拾增长。预计2014年经济增速为1.4%，2015年降至1%，但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第二，日本央行在提高通胀率上取得实质进展。近期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包括小企业贷款在内的银行贷款显著上涨。随着投资加速向回报率更高的资产转移，通胀预期随实际通胀上涨，政策传导效果将进一步强化。剔除消费税上升的临时影响，预计2014年通胀率为1.1%，2017年可升至2%。第三，影响日本经济前景的短期风险已消除，但中期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仍存风险。今年一季度经济表现优秀，但此上行趋势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风险影响，包括：中国经济放缓速度较预期更快，或拖慢日本净出口恢复的速度;乌克兰危机和泰国紧张局势等地缘政治风险或推高能源价格，阻碍供应链，引发避险货币升值，减缓通胀上升。若无法实施更有力的结构改革，日本近期可能出现信心下降，中期潜在增长收益将受影响。
2.日本政府“三支箭”政策组合成功实施，目前日元大体平衡。第一，日本外部平衡状况大体上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相比去年，由于出口对汇率浮动的敏感性降低，目前外部平衡的改善速度不会超过与经济基本面、增长及财政改革相适应的水平。第二，金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由于信贷成本较低，主要金融机构资本头寸主要来自证券交易收入和股票估值收益。质化兼量化宽松政策(QQE)降低了那些已部分售出所持日本国债的主要银行的利率风险。
3.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政策的完整实施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均存在正面溢出效应。第一，“三支箭”政策对全球经济有益。尽管短期内日元走弱对部分竞争国带来不利影响，但随着进出口贸易对弱势日元的适应，正面溢出效应将增加。由于日本投资者，特别是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开始将海外投资多元化，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将同样走强，这些资本外流将有助于缓解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金融紧缩的影响。第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若无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将加大金融稳定风险并使货币政策退出路径复杂化。目前，日本政府的资产购买规模已达空前：除维持现有的QQE外，日本央行还将每年增持约5%的已发行国债作为现有资产，预计到2014年底总量将达23%。若宽松货币政策没有相应的财政和结构改革配套，将可能转为负面溢出效应，造成日元进一步贬值，影响市场流动性，加大金融稳定风险，使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并引发财政不稳和潜在高利率风险。
(二)政策建议
1.安倍经济学要取得成功，必须实施更有力的结构改革。第一，提高妇女和老人就业率，吸纳更多外国劳动力。通过加快育儿设施建设、逐步推迟退休年龄、放松劳动力短缺领域的移民限制等措施增加劳动力供给，并通过修改个人所得税中配偶扣除和社会保障立法等税收改革措施完善税收对就业的激励机制。通过合同改革解决劳动力市场二元性问题，提高生产率，促进劳动力市场紧俏转化为工资的提高。第二，增加风险资本供给，推行企业治理改革。减少企业主对个人担保的依赖、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增加抵押担保型贷款等措施有利于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同时，应允许不盈利的企业退出或重组，相应降低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鼓励企业重组时采取庭外和解的方式。第三，解除对农业和国内服务业的管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扩大对内投资。例如，允许企业拥有农田所有权，为鼓励投资而明晰中小企业的具体监管措施。
2.财政政策应聚焦中期增长可持续性，以支持经济复苏。第一，逐步提高消费税是建立财政纪律的关键。日本政府4月首次上调消费税税率取得了显著成效，进一步将税率提高至10%能兼顾财政政策可靠性与保持经济复苏双重目标。但2015年10月再次提高消费税税率可能损害低收入家庭的利益，可通过提高重要商品的税率，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补贴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二，中长期看，重建债务可持续性的具体措施还未公布。日本财政风险很高，且尽管连续提高消费税，债务占GDP的比率依然保持在240%以上。未来10年财政整顿的规模至少应达到GDP的10%，才能使这一比率进入下降通道。第三，2015后财政整顿计划亟待推出。应逐步将消费税税率提高至15%，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采取措施控制养老、医疗支出。由于财政整顿将历时10年左右，因此应强化中期财政框架，以多年度预算规划为基础，制定中期政策控制支出，并对追加预算加以限制。第四，降低企业所得税能带来经济效益，但需要辅以配套的财政政策，以防范财政风险进一步上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能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并不能满足企业自身融资的需求，需要进一步实施财政整顿。因此，应采取其他税收及支出措施加以弥补。如通过宣布新税收规划、明确新税源，同时逐步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控制财政风险上升。
3.继续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并强化政策沟通。第一，宽松货币政策正带来预期效果。随着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率均稳定接近2%的目标水平，目前日本政府无需继续扩大资产购买规模，但需为应对下行风险保留政策空间。因此，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须持续更长时间，而提供更多2014年以后资产购买的信息也有助于提高央行的透明度。第二，如果通胀预期或实际通胀率停滞或者增长弱于预期，日本央行应马上采取行动。政策选择包括扩大私人资产和政府债券购买，进一步延长购买资产的到期日等。第三，目前日本央行的政策沟通比较有效，但仍需为锚定预期通胀率做更多努力。日本央行应继续强调稳定实现2%通胀目标的宗旨，但同时也要清晰阐述以何种指标衡量通胀是否驶于正轨，并以此指导未来货币政策预期。
美国
(一)主要评估
1.经济增长重获增势。近期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活动正出现明显反弹，预计2014年GDP将增长2%，2015年增长3%。
2.就业增长稳健，但劳动力市场偏弱，贫困人口数量居高不下。美国长期失业率高企，劳动力参与率大大低于人口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水平，工资增长停滞。随着增长前景的改善，创造就业方面应能稳步好转，但总体失业水平仅会缓慢下降，长期失业回落到历史水平尚需时日。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官方贫困比率一直高于15%。
3.货币政策前景不确定，透明度需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闲置程度、这种闲置对未来工资和价格通胀的影响程度以及未来政策利率上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程度等重大因素导致美国货币政策前景极其不确定。近期转而实行质化前瞻指引为美联储提供了更大灵活性，但也因此更需要通过明确、系统的沟通来引导预期。
4.长期实行低利率引发市场对金融稳定的担忧。美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引发人们对于金融稳定的持续担忧，特别是与所谓的“影子银行”以及其他非银行中介机构活动相关的担忧，这些不断演进的脆弱性会引发市场动荡。
5.经济增长面临抵押贷款融资有限的紧迫约束。目前，一系列因素导致美国贷款标准保守，包括：对潜在的“退回”风险存在持续担忧;贷款人面临诉讼和声誉风险;监管环境和监督审查更加严格;以及未来抵押贷款行业的结构存在不确定性。
(二)几点建议
1.立即采取措施提高长期增长预期。应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和教育、改善税收制度、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制定基于技能的移民改革方案等措施进一步提高生产力，鼓励创新，增强人力和实物资本。
2.通过恢复增长和制定政策减少国内贫困。减少贫困可采取的措施有：实现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扩大医疗补助和健康保险覆盖范围，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范围扩大至无子女家庭、老年劳动者和低收入青年人，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的各种扩大规定和原拟于2017年到期的儿童税收抵免的改进规定长期化，提高最低工资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溢出效应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对贷款标准的监管审查，对部分资产(如杠杆化贷款或高收益债券)的大额敞口实行更高的风险权重和更严格的限制，并对受监管实体持有的证券化贷款(如贷款抵押债券)实行更严格的审慎标准;积极应对货币市场基金和三方回购市场的剩余脆弱性;有序处置“大而不倒”金融机构的措施;继续推进全球监管改革议程，关注监管改革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溢出影响。
4.通过立法改革，明确政府未来在房地产金融中的角色，帮助解决贷款标准保守问题。恢复向信用评级低的借款人提供抵押贷款是个缓慢的过程。最终目标应是建立一个由私人资本承担大量的第一损失风险(而非纳税人)，具有明确的公共支持措施且仅用于补偿含有风险担保费的重大信贷损失，发挥监管机构在制定承销标准中的作用，建立证券化的共同平台，以及明确描述并公开解释为推动实现社会目标而在房地产市场进行的公共干预的系统。
5.实施财政中期整顿，确保债务步入下行轨道。第一，控制医疗卫生成本。应更好地调整向慢性患者提供的服务，加大受益人的分担成本，以及限制由雇主提供的成本更高的健康计划的税收减免额。第二，加强社会保障融资。应继续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提高社保可征税收入的上限，以及将福利和税收规定与链式消费者价格指数挂钩。第三，改善税收结构并增加收入。应尽早执行全面的公司税改革，全面征收碳税，引入联邦层面的增值税。
6.改变预算程序，降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改变预算程序可能会对降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产生长期效果。有用的措施包括：两党就一个清晰、简单的中期财政目标达成一致;精心设计可行机制，以便在突破目标时能触发收入或支出调整措施;一旦就广泛的预算参数达成一致，便能自动提高债务上限的程序;转而采用每次确定两年期的年度支出水平的预算周期(但可以在两年期内根据具体条件提出补充预算决议)。
7.对近期财政政策的建议。在前期基础设施支出方面，亟需额外投资来升级基础设施，明确高速公路信托基金未来的融资问题，采取行动实现联邦和各州的基础设施支出的持续增长。在税收制度方面，限制或逐步取消个人所得税的分项扣减，包括抵押贷款利息扣减;大幅提高联邦汽油税;有效使用税收制度激励私人创新;考虑向雇佣长期失业者的雇主提供有时效性的税收抵免或工资补贴。在教育支出方面，重新调整支出，将早期儿童教育放在优先位置，并加大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项目的支持。
中国
IMF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5%左右。全球前景改善应该能在下半年为中国出口增长提供支持，这将有助于弥补国内需求的放缓。通胀有望保持稳定，预计经常账户顺差与去年相比将小幅下降。中国较好地掌控了近期经济发展前景，且符合政府今年的各项目标。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过于依赖信贷和投资，包括房地产领域。这虽然支持了中国的增长，也促进了全球需求，但不可持续且导致了脆弱性的上升。过去一年，中国多管齐下开始应对这些脆弱性，例如治理“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然而，继续依靠信贷拉动经济增长意味着风险仍会上升。虽然政府仍有充足的缓冲，可以防止短期内增长无序调整及急剧下滑，但继续努力降低脆弱性是当务之急。应重点关注以下几项工作：
1.加强地方政府财政是财政改革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包括合理划分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加强对地方政府债的管理与监督。税收改革在推动更有效、更包容增长的同时，还应关注环境保护。具体措施有：减少对高额累进社会缴款的依赖，转为更多依赖个人所得税;将增值税扩大至服务业;征收房产税等。
2.不断推进金融业改革是降低脆弱性并支持以市场化方式创造就业、投资和增长的关键。特别是为储户、中介机构和借款人提供普遍的隐性担保，以及设定存款利率上限，继续扭曲着风险定价和借款成本。贷款利率现已放开，市场中的储蓄载体增加，因此，下一步实现放开存款利率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应尽快推出有限存款保险，明确担保范围，同时需提高对企业违约和倒闭的容忍度，进而确立信用纪律和严格的预算约束。在此背景下，尽力为私人和国有企业建立公平竞争的大环境的，包括对资金和其他要素投入进行适当定价，将当前限于国有企业的活动全面放开，要求国有企业红利足额上缴预算以及施加硬预算约束。
3.成功实施改革蓝图将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储蓄过多以及投资越来越低效的局面，还能支持持续的外部再平衡调整。据评估，相对于中期基本面和理想政策而言，中国的外部头寸偏强，实际汇率中度低估。展望未来，需要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使得经常账户顺差与经济基本面相符，提高汇率弹性将是这个转型过程的一个关键要素。IMF将中国明年的增长目标区间定在7%左右，并且将区间下限定得更低一些，符合向可持续增长道路转变的目标。
(财政部亚太中心根据IMF 2014年“第四条款磋商”报告编译，编译人员：董杨 燕晓春 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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