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周永康案移送司法 会否重启特别法庭？

1月7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68人，周永康、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申维辰等30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刚卸任两年的原常委被拿下，这可是继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将正国级领导人移送司法机关。那么问题来了，周永康案会否像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一样，由最高人民法院设置特别法庭公开审理呢？

当时这个特别法庭可谓是新中国司法史上最高规格的法庭。法庭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由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兼任庭长，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法院副院长曾汉周、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任副庭长。法庭依据当年刚生效的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审判、作出判决，开庭过程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对国内外直播，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法治恢复重建的标志性事件。

1 获刑高官大盘点

此后33年，最高人民法院再没设立过特别法庭。随着法制体系不断健全，省部级、副国级领导人出庭受审的案件不断增多。1998年7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陈希同成为四人帮之后首个被判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2000年7月，北京市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死刑，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被处极刑的国家领导人。

2000年后，被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的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2008年4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二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2013年9月被济南市中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无期徒刑。

2000年以来被判刑的正部级领导还有：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2003年5月被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死缓。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被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2004年12月被天津市二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2005年12月以受贿罪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无期徒刑，开除党籍。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2005年12月被北京市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死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陈同海2009年7月以受贿罪被北京市二中院判处死缓。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委员会原主任朱志刚2010年5月被河南信阳中院以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2010年7月被重庆市一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死缓。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2013年6月被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缓。

从这份长长的名单可以看出，办过正部级以上大老虎案件最多的法院是北京市二中院，目前已经判处了李嘉廷、刘方仁、田凤山、陈同海、刘志军五人。不明觉厉的小伙伴可能要问，与北京几乎扯不上关系的李嘉廷、刘方仁等地方大老虎，为何也要送到北京市二中院受审？这里有什么专审大老虎的独家秘方么？知事从法学专家那里了解到，审理省部级以上大老虎的案件，主要是通过指定管辖机制来实现的，北京市法院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在审理大老虎案件中“近水楼台先得月”。

大老虎落马，通常都是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充分收集证据后决定党内处分，并决定是否移送司法机关。这里所说的司法机关别无分号，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惯例，中央有关部门将会同最高检、最高法共同确定具体的检察院负责起诉，具体的法院负责审理。目前刑诉法上对于哪一级领导必须异地受审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的做法是在地方任职的省部级正职领导一般要异地审判，副省部级的一般在省内选择与任职经历无交叉的地市中院受审。

以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薄熙来四名国家领导人来说，除最早落马的陈希同是在本地提格由北京市高级法院审理外，其他三人相对于长期工作经历来说都实现了异地审判。

2 反腐太忙大案分送各地

北京二中院副院长白云主审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

北京市二中院副院长崔杨主审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

法学专家表示，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中央也在同步加大官员案件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实施力度。一方面是案件数量确实在明显上升，单靠北京市法院难以负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重大案件提升各地法院的审理水平。知事梳理十八大落马省部级官员发现，从2012年底首个落马的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到今年1月4日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55人中由29人已经立案，其中大部分实现了跨省或省内异地立案。

例如，过去对于中央国家机关的省部级落马干部，主要是由北京市法院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行审判，现在也开始探索进行异地审理。从全国人大正部级干部朱志刚在信阳受审开始，到十八大后落马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廊坊受审，特别是将政治局原委员薄熙来这样的重量级老虎放到济南中院审判，起到了相当好的示范效果。

一般来说，对于这种上级交办的重大案件，法院多半会派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担任主审法官。例如，现任的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当年就是在市高院副院长的位置上担任陈希同案主审法官。市二中院审理的刘志军案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玩忽职守案，也是由两位先后主管刑事审判的女副院长白山云、崔杨担任主审法官。而主审薄熙来案的济南市中院常务副院长王旭光，更是在结案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

一位正在参与最高检交办的某专案调查的检察官悄悄告诉知事，他和400个检察官小伙伴连续数月奔赴20各省近百地市，调查取证近千人，查清了13名犯罪嫌疑人受贿3600多万元的事实，马上就要提起公诉啦，这还仅仅是一起不涉及省部级高官的专案。像刘志军案这样的大案，光卷宗就厚厚四百大本，主办法官用了整整一个月封闭阅卷后在各处走访调查，才对案情有了全面了解。这位检察官还告诉知事，去年北京市一共接了中纪委、最高检交办的13个专案，是历史上最多的一年，其中涉及内蒙古区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王素毅，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副省级干部。

3 周老虎案难开最高法庭

目前悬而未决的最大老虎非周永康莫属啦。一位早就抽调此案前期工作的检察官悄悄告诉知事，工作做了不少，但具体由哪里负责审理，大家都还没有消息。

法学专家认为，在依法治国新常态下，重新采用特别法庭的可能性不大。当初审定的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最大特点是一审终审，不得上诉。目前的刑诉法和刑事诉讼法，比三十多年前有了较大的完善和提高。综合考虑周永康案的影响和目前法治建设的发展水平，比照中级法院审理政治局委员的惯例，最有可能的是由最高法、最高检指定某省级高级人民法院对周老虎进行审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为当事人保留上诉的机会和权利，充分保证他作为公民的基本诉讼权利。

法学专家认为，按照此前重大案件的惯例，从特别法庭审理四人帮案以来，我国法庭始终坚持公开审理原则，即使考虑的可能涉及国家机密的情况，周永康案公开的可能性也超过80%。从公开的范围来看，四人帮案审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派代表参加旁听，薄熙来案审理则是由被告人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旁听。周永康案的旁听范围更有可能与后者相同。

（本文选自1月8日的“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