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博士日前发表文章，指出当前中国资产负债表中存在一个“奇葩”现象，即政府机关持有的银行存款高达18.3万亿元，不仅相当于今年9月底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0%，且近年来的增速一直维持在20%，远高于GDP和M2(广义货币)的名义增速。不仅如此，这些资金的运用也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一方面大量资金以不到3%的收益趴在银行账上，另一方面政府依然在以6%以上的成本融资。
梁红为此提出四点思考：第一，政府机关存款的增速为什么能在GDP增速低于10%而M2增速只有13%左右的情况下，维持近20%的增长?第二，这些资金成本为6%而收益只有3%，能持续吗?第三，这些资金既然并无效率，如果重新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应有助于经济增长。第四，政府用这些资金来偿还债务，能够大幅降低杠杆率而避免通缩。
这一视角确实锐利，但其中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效率问题。我国现行的政府预算编制方法是收付实现制，而原则是平衡预算。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政府预算是一本流水账，只要当期的财政收入与支出达到均衡，就完成了目标。在这一框架下，全局的资金募集成本和使用收益并不是重点，因为非但财政收入无法用量化的成本衡量，财政支出也很难用账面收益去权衡。如果一定要权衡，那么没有收益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就没必要列支了呢?
笔者以为，梁红对效率问题的质疑应该专指公共财政支出上具体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也即在以收付实现为主体的政府预算框架内，局部引入权责发生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引入确实对提高目前公共支出的效率有帮助，但问题仍然存在。单一项目的效率加总是否就意味着整体效率的提升?从国外比较多引入权责发生理念编制政府支出预算方案的实践来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是比较远的。
其次是规模问题。为什么在GDP增速低于10%且M2增速只有13%左右的情况下，政府机关的存款仍然能够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笔者以为，这二者并不是可比的概念。在收付实现制的预算编制原则下，当期收入的形成原因完全有可能是过往因素的作用。而在支出方面，如果政府要启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导致末端政府机关预算增速超过GDP增速和M2增速难道不可能吗?
当然，梁红所指应是收付实现框架下末端的资金运用问题。确实，李克强总理从去年中期开始就一再强调要激活财政存量资金，堵住“跑冒滴漏”。这个问题要想根治任重道远，因为它涉及全局性的财税体制改革。
最后，是这些资金能否重新分配或直接用于偿还债务?笔者对此也持保留意见：假如政府公共预算偏离了中性原则而导致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减税而不是由政府将其再次分配。原因很简单，分配过程本身就有成本。恰如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那样，能够交给市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政府代劳呢?
